（德国之声中文网）我在中国已经形同幽魂，至少在网络世界中是如此。虽然我的书还继续在中国销售，一如几年前我还是中国互联网上具有影响力的外国网红时一般。但是如今我已无法继续在网络上发声。当朋友问我，是否还能入境中国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2016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入境时还成功取得签证。当时我心中总有股不祥的预感，所以夜里绝不踏出酒店房门。我担心自己掉入"桃色陷阱"中：试想，有人敲你的门，一名衣着暴露的女子突然冲进来，后头站着手拿相机的警察，马上你就会登上晚间新闻。这取决于你惹恼中国政府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无可能。

当我2005年为了求学第一次踏入北京时，根本无法预料到日后的际遇。对当时的我而言，中国意味着窒闷的空气和美味的食物，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工地，以及从工地中友善地朝外张望的人们。只有一样事物与家乡无异：互联网。当年几乎没有打不开的网站。在经济成就以及即将举行的奥运会推动下，那时的中国处于开放时期，给我的感觉是一切都将蒸蒸日上。

四年后，数万人在一场大地震中丧生，西藏和新疆发生多起暴动，奥运会明明顺利举行却还是遭到其他国家诟病。中国政府显得有点紧张。

脸书是第一个被封锁的大型网站。接着Youtube、推特和谷歌也面临相同命运。我和朋友们谈起此事时，都还信誓旦旦认为封锁不会持久，毕竟中国格外需要与世界交流。

又过了两年，时间推移至2011年初，已经没有人再抱持这样的想法。阿拉伯之春震惊了世界各地的独裁者，这是其一。另一个原因是，多数的外国网站已经不再被中国所需要，因为他们直接复制出中国版本。每个知名平台都出现好几个中国版，不仅外观相似，在功能上还青出于蓝。

此时的我已经回到德国。我想念中国，尤其是我的朋友。他们几乎都开始使用推特的"克隆版"新浪微博，所以我也注册了一个账户。

微博就像一个庞大的公共场所，充斥各种话题，相当于一个中国互联网上的演说家之角。明星、学者、媒体、企业和上千万的用户都在用微博。微博上经常有被热议的"热点话题"，基本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话题中心。包括后来的我。

我当时正着手撰写一本关于自己徒步穿越中国的书，起初我在微博上发布的主要都是旅行照片。但我很快就注意到，网上经常出现关于德国的荒谬言论。例如一篇题为"远离手机！"的贴文声称，"德国人在地铁上只读文学！"旁边还附上一群人埋头阅读的照片。或是："德国人一年有178天假期！"，配图是慕尼黑圣母广场上的蓝天。"微波炉有害健康！德国人从来不用！"，照片上是一名金发女子拿着平底锅。

我开始做出回应，试图掰正人们对德国的印象。于是有越来越多人关注我。很快我就拥有两万粉丝，一家中国出版社跟我接洽出书。我分析自己之所以会"走红"，原因是许多人觉得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外有点意思。

到了2012年，在线版"演说家之角"正发展得热火朝天，里头讨论这各式各样的话题：空气污染、警察暴力，还有胡锦涛与继任者习近平权力交接的丑闻。似乎审查制度还未跟上互联网的脚步。不断有话题被压制，随后立刻出现谐音词汇代指同一话题。

我开始认识政治阵营。有许多人支持民主宪政国家。其中的领头者被其对手称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带有讥讽的意味。站在其对立面的则是"五毛"，他们被怀疑是收了报酬所以无条件为政府发声，而"五毛"就是每帖能赚五毛钱的意思。总之，讨论核心是：到底要不要民主。

我开始参与政治讨论。我在德国算是中间偏左的选民，但在微博上意外地发现自己站的是"公知"阵营。我迅速涨了几十万粉丝，还在几份中国报纸上撰写专栏，内容包含联邦议会大选、托马斯·贝克特效应、雾霾。我飞往中国为新书宣传，还被邀请担任脱口秀嘉宾。无可避免的，这一切都受到审查。电视上的谈话内容被删减，我在微博上的部分贴文消失无踪，我的中文书稿被标上红字退回。与此同时，针对我的谩骂和负面评论不断增加。有人说我是间谍，也有人指责我收钱进行煽动。

为了规避审查以及抵抗各种侮辱言论，2014年冬天我开始制作讽刺视频评论。我将手机放在面前说话，模仿五毛的语气，将他们的论点变得荒谬。"毛泽东时期的数百万受害者当然是自杀的，目的是损害他的声誉！"诸如此类的言论。这些视频立刻就火了：粉丝从30万、60万直冲到80万。我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之一。政府官员请我去吃饭，我觉得他们人挺好的。他们对我说："发表你的观点，但是不要被别人利用！"究竟"别人"是谁，他们没有明说。令我惊讶的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竟然邀我写专栏。

中国还开发了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攻占了全国人民的手机。这个应用程序叫微信，其实就是一个克隆版的Whatsapp。微信主要是直接或在小群体中交换信息。如果微博是互联网的公共空间，微信就是客厅。我的多数友人是两种平台的使用者。

不过在新领导人习近平开始收紧控制、记者和律师接连失踪、全国上下齐圆"中国梦"这个新口号之际，某些早已存在的现象开始加速：微博正在虚拟世界中消亡。不受审查机关欢迎的帐号会被删除，这是早已众所周知的情况。但这次轮到公知及其支持者被大规模扫荡。

微信上出现新群组，讨论各自在微博的经历，有如一群人在客厅中谈论外头广场上发生的事。但请注意，是在被监听的客厅中。毋庸置疑，中国互联网上没有一个不被监视的角落。我们互相鼓舞并试图猜测审查的"红线"在哪里。问题在于，这条红线不断位移。依照政治风向而定，一则今天还能通过审查的评论，明天可能就会成为你互联网生命的终点。2015年夏天我迎来了这一天。我在微博上开了关于标兵雷锋和巾帼英雄花木兰的玩笑，一时间中国互联网上各种愤怒铺天盖地朝我袭来。我的帐号涌入了大量充满仇恨的评论，我收到表达愤怒的邮件，一个破口大骂的人不知怎么得到我的德国电话号码。最终我的微博帐号遭到删除。一名任职微博的朋友向我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她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不只我们收到指示。"

她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在其它中国社交媒体的帐号也消失了。后来我才知道，负责我专栏的《人民日报》编辑某天晚上突然被叫到办公室，被要求删除我专栏的所有痕迹。

我在中国互联网上仿佛不曾存在过。

其他公知打趣地对我说恭喜，还传了个表达安慰的笑脸。这是他们的一种黑色幽默。凡是没有享受过封锁殊荣的微博用户，显然都没发表过有意思的言论。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不可思议：昨天我还是一份党报的专栏作者，微博拥有几十万转发和评论，今天我的互联网生命已经终结。一些人在网上遍寻不着我的踪迹，给我发来疑惑的询问邮件："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微博上找不到你！"

两年多过去了，习近平政府的控管越来越严。如今连用于翻墙的VPN连接也频繁地被阻挡。曾经我以为无法被管制的中国网络公共平台微博也被清理了一番并筑起高墙。公知走了，五毛还在，但反正其他许多用户早已转移阵地至客厅微信中。

而且乍一看来，这个客厅并不缺什么。微信已经不只是克隆版的Whatsapp：用户可以订阅消息和频道、玩游戏、购物、笔记、认识新朋友。而将人们与微信绑定的头号功臣是支付功能：当你想在商店、餐厅或出租车中付款时，只要扫一下付款码就能完成。我有许多朋友如今身上不再带现金，似乎已经离不开微信。

对于已经过时的微博他们已缺乏讨论的兴致，而且也不觉得错过国外的平台有什么好可惜，因为他们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面对在微信上交付过多个人信息的这项事实，人们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知道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存取，审查机制的手也伸到他们的私人对话中。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对话内容被审查过滤机制屏蔽，天聊不下去的情况。这当然相当恼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微信及其带动的经济消费感到骄傲，在他们眼中，这象徵着中国已经是未来社会的先驱，现金等事物不再发挥其效用。

很遗憾，我必须扫兴地指出，习近平所领导的政府显然不仅会越发严厉，而且很快会推出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每个居民都会被纳入一个评分表中，以此来衡量其信誉度等。他们可能会耸耸肩说：那又如何？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的发言不会被列入评分。

答案通常伴随着一个迟疑的微笑："但是我又没说什么不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