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以色列历史学家、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表示，民粹主义当权者根本不去考虑气候变化、数字化或者基因技术问题，没有迎接未来挑战的计划。他们谈的是扩军或者提高关税。而这些都和危及人类生存、人类现在必须消除的威胁无关。他说："事实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其政府以恰当方式集中关注这些问题的国家。"

记者继而问道，专制政权是否更适合解决未来的问题。赫拉利回答："你可以觉得中国的制度好或者不好。但该国政府关注这些重要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每4年就要竞选一次。此外，当权者知道，自己也许还会掌权30年或40年，人们会找他们负责。因此他们想得更长远。他们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气候变化的原因研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现在取代美国，扮演了理性的角色。"

不过，赫拉利仍然认为，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他解释道：

"自由民主制的好处在于它的灵活性。这让人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自由思考和试验。专制制度短期来看更奏效，但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就常常不能适应。"

赫拉利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大约250年的历史，经历了许许多多危机，一直不断创新，但从未放弃其基本点。而中国现今的制度还很年轻，大约只有35年历史。后者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方面曾经很成功。但该制度迄今还未经历大的危机。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能经受得起大的危机。在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里，公民不能真正深入地批评政府的决定，改变的空间很小。要是专制政权做出正确的决定，整体就能运转。但专制制度和民粹主义领导人非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变路线。因此，把赌注下在专制政权上，完全就是在玩轮盘赌游戏。"

不能忘却的日子

刚刚过去的周日，2000多名香港学生和市民举行了纪念六四三十周年游行，呼吁为六四平反。德国《时代》周报以这次活动为切入点写道，在中国，89六四已渐渐被遗忘，而香港虽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中国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城市，但如今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该报写道："今年参加纪念游行的人大部分头发都已灰白。和每年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一样，游行参加者人数也在不断减少。读书时还在老师带领下参加活动的香港年轻人现在避而远之。有人认为，1989已经过去很久了。另一些认为，天安门运动完全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只认自己是香港人，完全拒绝所有中国的东西。"

不过，文章笔锋一转写道，香港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些天看起来就像"提前纪念香港即将失去的自治权"：

"香港人认为，这次抗议活动不仅是保存记忆，他们从天安门事件里也看到自己的未来。北京的打压越来越厉害，公民权遭到侵蚀。当纪念六四的活跃人士4月底在旺角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里重开六四纪念馆时，北京操控的亲政府人士用塑料椅子堵住了大门，三周前，电网还被不知名的闯入者破坏。迄今为止还是以非直接的国家恐吓形式出现，但香港作为自由民主园的终结已指日可待。"

文章接着谈到在香港做出版人的鲍彤之子鲍朴的经历。他说："90%的我的读者来自大陆。他们不再敢买我的书。"今年，他费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出版了3本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