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商对中国市场具有依赖性，导致企业高管在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时不敢发声。《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指出，利益上的牵制使得德企高管陷入了“中国陷阱”。这篇文章开篇指出，如果按照道德准则来衡量企业高管的工作，那么失望就是注定的。“这一点在以下这个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企业究竟还能和威权统治的中国做哪些生意？”

眼前的局面是，“中共在面对西方企业的时候早已采取了一种极为自信的路线方针，而正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增长力的市场的地位给了它这种权力。作为价值数万亿市场的守门员，北京可以决定，谁能够被允许参与这部名为‘中国制造’的传奇成功故事。”

作者Sven Astheimer指出，不久前H&M、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服装和运动品牌就领教到了北京这一权力的“厉害”。在简述了“新疆棉”争议引发的一系列抵制风波之后，作者接着指出，其实哪个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性都比不上德国汽车工业。“今天，德国汽车制造商出产的汽车中平均三分之一都是销往中国。大众的这一比例更高，甚至达到40%左右——而且还处在继续上升的趋势。

“如果大众总裁迪斯（Herbert Diess）突然在人权的问题上对北京直言不讳，对方会不会做出让步呢？甚至如果他决定把大众设在新疆的那个从经济角度来看毫无意义的工厂关闭的话，又会怎样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让企业去寻找其它市场来取代中国业务，这样的提议不仅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包括巴斯夫（BASF）和西门子（Siemens）等其它工业行业的巨头，在可见的未来也无法找到真正的替代方案。”

那么，这些企业高管是否就应该心安理得地躲在这样的借口后面，对人权问题充耳不闻呢？作者指出，这样的想法也太简单了。“ 因为即使是德国国内的监管机构，也开始通过供应链法规等形式来施加更多的压力，从而加强对原产地劳动条件的关注。对于那些深陷于中国陷阱的高管来说，除了作出道德上的姿态之外，还可以做一些其它的事情，比如在很多平时的场合表达对于价值观和基本人权的态度。”文章给德企高管“支招”：可以从小处入手，比如维护其在华员工的权益等等，这些倒不至于立刻招致北京的惩罚。

作者最后总结道：“由小步组成、思路明晰的企业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样一个框架条件受到越来越多压制的环境中，划出一些重要的红线。”

其实这种在面对中国时的复杂心理，也并非只是困扰着德国企业高管，欧洲政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商报》驻布鲁塞尔首席记者Moritz Koch撰写的最新一期《欧洲专栏》评论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过去曾对中国有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如今这种优越感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中国情结”所代替。

文章指出，中国这个威权大国的崛起给欧洲带来危机感，“过去我们对自己有多自信，现在就有多么的不自信：中国已经证明，政治上的开放既不取决于经济上的成功，而且经济成功也不会自动带来政治开放。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于民主参与的需求非常有限，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不是韩国。”

更糟糕的是，在眼下似乎北京什么都做得比西方“更好”：“不管是抗击新冠疫情，扶植高科技产业，规划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还是研发酷炫的手机应用。如果西方这个概念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它原有的优越感早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中国情结所代替。”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指出：“比经济上的依赖更可怕的是，我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陷入某种宿命论的陷阱，连德国联邦政府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总理府，都未能幸免。如果民主国家连基本的自信都没有了，那么这场和新威权主义之间的制度竞争就已经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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