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数周以来，中国官方通报的新冠感染数字都处于很低的水平，也没有新的死亡病例。面对诸如最近发生在新疆的新疫情，当局做出迅速反应，进行局部封锁和大规模测试”，德广联一篇题为《为何中国没有发生第二波疫情》的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

 对于中国的成功秘诀，文章总结道：“立刻检测，不要等到人们出现症状，严格隔离感染者和病患。通过这些手段，中国迄今看来有效地阻止了第二波疫情。此外，中国也仍然在执行入境限制，入境后必须在特别指定的酒店进行两周的严格隔离。”

文章同时指出，在中国， “当局所拥有的控制和干预力度，是西方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在诸如追踪感染源等问题上，完全无需顾忌个人权利自由和数据保护的问题”。而且，即便是在数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局部封锁或者管控起来也是立竿见影。同样有所帮助的还包括几十年来活跃于社区生活中的居委会。

“此外，自今天春天以来，中国已经系统地扩大了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每百万人口要求有一个城市检测中心，如果当地爆发疫情，每个检测中心每天能进行多达3万测试。其中的要求还包括，每一轮检测要在一周内完成。”

在最后，文章还给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很配合。”“在经历了非典和禽流感后，很多人懂得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在中国，人们不会针对口罩的利与弊进行争论。人们一般也不会质疑国家的防疫措施，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

“（在中国）普遍看法是生命最可贵，其意义重于自由和数据保护。而且去法院起诉国家措施或者为此而抗议，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武汉一夜”

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11月2日发布题为《武汉一夜》（One Night in Wuhan）的文章，作者Georg Fahrion讲述了自己在后疫情时代武汉的见闻。

“在德国的酒吧、餐馆不得不闭门谢客的时候，在这个曾经的疫情中心，这些早已重新营业。不过，之前的封锁还是给这座城市及其景象带来了改变。”

一位22岁的音乐人对作者说，他最近才感到武汉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他说，今年9月乐队疫情后第一场演出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种感觉很矛盾。我很兴奋，但也异常紧张，因为我们已经那么久没有登台了。不过一开始表演，我就忘记了这一切，而开始享受那一刻”。

另一位酒吧老板则表示，四月和五月的客流量比以往要大，“人们当时有这种需求，想要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我并没觉得，人们比以前喝更多的酒，但他们想要更多地分享、互动，把手机放到了一旁”。这位老板用无奈又不屑的语调地说，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武汉在哪里，现在都知道了。“我们的员工都来自这里（武汉）。我们知道了，维系我们的是什么”。

身在武汉的作者Georg Fahrion写道，“这些天来与这座城市里很多人的对话都让人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武汉人没有过错却承担着污名，但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将其视为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退伍军人的感觉——只有在遭遇了相同事物的人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理解”。

生活在武汉的一位德国教授说，即便封锁解除后，很多武汉人一开始对于回归社会生活还是有所顾虑的——直到政府后来决定两周内对武汉1100万人口进行检测，“那之后，这座城市明显放松下来了”。这位德国教授还把解禁后他第一次与家人外出就餐的时间在日历上标记了出来，那是在六月。

“这或许是武汉让人们明白的：在当局宣布战胜病毒时，昔日生活不会一蹴而就地恢复。这更像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摸索的过程，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速度前行。一些旧的东西留下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涌现了，而一些改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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