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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德语媒体:全球化与公共卫生如何两全?

文山(摘编)
2020年3月2日

《世界报》指出,中国在疫情早期隐瞒数据祸害了全世界,到了后期又强力防疫拯救了全世界。《新苏黎世报》认为,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打击,不应该成为与中国“脱钩”的借口。《金融经济报》则建议,不妨对中国实行货物资金自由流动、但人员不能自由进出的政策。

Deutschland Berlin | Coronavirus | Einkauf große Mengen Toilettenpapier
万一因新冠封城了呢?有备无患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A. Riedl

(德国之声中文网)柏林出版的《世界报》以"许多德国人不确定德国是否做好了准备"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中国正在用牺牲个人自由权利的方法来阻止新冠病毒传播,而这种措施却能为全世界争取时间。作者批评,与此同时,德国采取的防疫措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

"病毒已经到达了这里,现在其传播取决于: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体系下、这套体系有多透明、有效程度如何、是否能真正保护民众?在中国的专制体系下,一方面,疫情早期的数字曾被隐瞒,但是后来,这个国家也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从而为全世界争取到了时间。"

"中国的措施是以牺牲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的。在一个个体利益不怎么被重视的国家,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在专制的伊朗,政府欺骗民众,也欺骗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数据分析显示,伊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其他国家,甚至连政府高官都被传染。这些专制政权也在危害全世界,如果他们能够公布真实的数据,就能为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提供帮助。"

文章随后还盘点了韩国、法国等民主国家的有力防疫措施,并批评德国至今仍在采取过于温和的防疫手段。

"(像韩国政府那样)给民众直接发送短消息,这种做法在德国俨然白日梦,德国已经错过了数字化浪潮。德国也不可能在几天内搭建一座临时医院,毕竟这里的一座机场都已经造了14年。许多德国人都不确定自己的国家究竟是否做好了准备,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商店都出现了抢购潮。"

"BBC不久前刊发了一则对武汉一线抗疫医生的专访。在一个夜班能够经历五人病死的可怕情形下,武汉当地慢慢出现了放松的迹象。对于我们西方而言,这意味着两点:我们不可以低估这次疫情,我们也应当尽早采取强硬措施。"

全球化注定因此而降温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新冠病毒给全球化注入一剂退烧针"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此次疫情凸显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全球化注定会因此降温,但是与中国"脱钩"依然不是正确的做法。

文章首先花了较大篇幅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中国工厂停工对全球市场造成了重大打击,同时也指出,几个月后疫情逐渐平息,全球经济会很快回复正轨。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分析认为,此次疫情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围绕'是否应该与中国经济脱钩'之讨论将更加热烈,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开启的美中之间脱钩进程。这条线索还能进一步牵涉其他方面:德国知名经济学家菲尔伯麦耶尔(Gabriel Felbermayr)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甚至表示,此次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雷曼兄弟时刻'。十多年前,这家美国投行的崩溃真正引燃了金融危机。"

作者接着指出,以往被不少企业奉为圭臬的"外包能够降低成本",也在疫情之下受到了质疑;但是,追求供应链多样化、避免依赖单一国家在短期内绝非易事,何况这种做法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orro)眼里,新冠病毒危机就是警钟,暴露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表面上,他要展现出对供货安全的担忧;但是背后的想法却是将生产线以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是,疫情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借口,它暗示:病毒只能从国外输入。而从最近的情况来看,闭关防毒很难有效果。"

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全球化饱受质疑之时,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以及严峻考验。"历史已经证明,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科技界以及政治界。而开启保护主义阶段的,往往是政界。新冠病毒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由政治推动、不断加速的反全球化进程,以及这个世界重新分割为一个个地区。经济交流或者其他交流会被认为易受伤害,而这又会催生恐惧。这种情绪会在政治上被利用。但是,互相依赖、互相贸易依然是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最佳途径。就像面对新冠病毒一样,此时躲在防护口罩后面,只能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口罩之后的虚假安全感图像来源: Imago Images/photothek/X. Heinl

全球化与公共健康可否兼得?

苏黎世出版的《金融经济报》则认为,全球化的益处与公共卫生风险两者可以兼顾。由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沃特(Joachim Voth)撰写的客席评论以"瘟疫时代的旅行和贸易"为题,呼吁出台政策,在确保跨国资金、产品自由流动的同时,限制人员往来。

"SARS爆发时,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的4%,如今该比重已经达到了16%。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度也暴增。每年前往中国、离开中国的旅客数量数以百万计。"

"但是,在防范这场疫情、治疗病患时,现代医学几乎与1720年时同样无力。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中国已经有不少医生死于武汉的病毒。人们采用的是同样原始的方法:隔离。172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在马赛修建黑死病防疫墙、允许士兵开枪。今天,中国、意大利、韩国的很多城市也被封锁,大型邮轮也在港口被隔离。而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平时也限制来自传染病多发地区的人员流入,就像从前欧洲防范黑死病那样?不可持续的、过火的全球化,我们是否将开始经历其覆灭的进程?"

作者随后问道:民众是否愿意接受人员往来受限?这种做法是否在经济上具备可行性?这位宏观经济学教授在计算了大量民众病死所造成的损失、并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益处比较后认为,明智的政治家必须要学会平衡得失,而且,下一场瘟疫,也可能既有此次的高传染性、也有埃博拉的高致命性。

"幸运的是,许多(但并非全部)全球化的益处并不一定要伴生健康风险。资本与货物的自由流动不需要限制,很少有疾病能够通过货物传播。人员自由流动虽然也是全球化的益处,但是却远不及资本货物自由流动那么重要,因此限制人员流动是可被期待的。在那些经常吃、贩野生动物的国家,比如中国,就可以限制与其的人员流动:从那里来的旅客,必须接受医学检查,必要时接受隔离检疫。这样就不仅仅能建立起一道虚拟的瘟疫防护墙,防范下一场瘟疫,也能对卫生部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限制危险的、导致病原体在物种之间传播的行为。武汉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是:尽快广泛讨论,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人员的自由流动。"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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