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柏林出版的《世界报》以"许多德国人不确定德国是否做好了准备"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中国正在用牺牲个人自由权利的方法来阻止新冠病毒传播，而这种措施却能为全世界争取时间。作者批评，与此同时，德国采取的防疫措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

"病毒已经到达了这里，现在其传播取决于：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体系下、这套体系有多透明、有效程度如何、是否能真正保护民众？在中国的专制体系下，一方面，疫情早期的数字曾被隐瞒，但是后来，这个国家也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从而为全世界争取到了时间。"

"中国的措施是以牺牲个人自由权利为代价的。在一个个体利益不怎么被重视的国家，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在专制的伊朗，政府欺骗民众，也欺骗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数据分析显示，伊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其他国家，甚至连政府高官都被传染。这些专制政权也在危害全世界，如果他们能够公布真实的数据，就能为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提供帮助。"

文章随后还盘点了韩国、法国等民主国家的有力防疫措施，并批评德国至今仍在采取过于温和的防疫手段。

"(像韩国政府那样)给民众直接发送短消息，这种做法在德国俨然白日梦，德国已经错过了数字化浪潮。德国也不可能在几天内搭建一座临时医院，毕竟这里的一座机场都已经造了14年。许多德国人都不确定自己的国家究竟是否做好了准备，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商店都出现了抢购潮。"

"BBC不久前刊发了一则对武汉一线抗疫医生的专访。在一个夜班能够经历五人病死的可怕情形下，武汉当地慢慢出现了放松的迹象。对于我们西方而言，这意味着两点：我们不可以低估这次疫情，我们也应当尽早采取强硬措施。"

全球化注定因此而降温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新冠病毒给全球化注入一剂退烧针"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此次疫情凸显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全球化注定会因此降温，但是与中国"脱钩"依然不是正确的做法。

文章首先花了较大篇幅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中国工厂停工对全球市场造成了重大打击，同时也指出，几个月后疫情逐渐平息，全球经济会很快回复正轨。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分析认为，此次疫情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围绕'是否应该与中国经济脱钩'之讨论将更加热烈，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开启的美中之间脱钩进程。这条线索还能进一步牵涉其他方面：德国知名经济学家菲尔伯麦耶尔(Gabriel Felbermayr)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甚至表示，此次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雷曼兄弟时刻'。十多年前，这家美国投行的崩溃真正引燃了金融危机。"

作者接着指出，以往被不少企业奉为圭臬的"外包能够降低成本"，也在疫情之下受到了质疑；但是，追求供应链多样化、避免依赖单一国家在短期内绝非易事，何况这种做法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orro)眼里，新冠病毒危机就是警钟，暴露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表面上，他要展现出对供货安全的担忧；但是背后的想法却是将生产线以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是，疫情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借口，它暗示：病毒只能从国外输入。而从最近的情况来看，闭关防毒很难有效果。"

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全球化饱受质疑之时，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以及严峻考验。"历史已经证明，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科技界以及政治界。而开启保护主义阶段的，往往是政界。新冠病毒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由政治推动、不断加速的反全球化进程，以及这个世界重新分割为一个个地区。经济交流或者其他交流会被认为易受伤害，而这又会催生恐惧。这种情绪会在政治上被利用。但是，互相依赖、互相贸易依然是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最佳途径。就像面对新冠病毒一样，此时躲在防护口罩后面，只能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全球化与公共健康可否兼得？

苏黎世出版的《金融经济报》则认为，全球化的益处与公共卫生风险两者可以兼顾。由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沃特(Joachim Voth)撰写的客席评论以"瘟疫时代的旅行和贸易"为题，呼吁出台政策，在确保跨国资金、产品自由流动的同时，限制人员往来。

"SARS爆发时，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的4%，如今该比重已经达到了16%。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度也暴增。每年前往中国、离开中国的旅客数量数以百万计。"

"但是，在防范这场疫情、治疗病患时，现代医学几乎与1720年时同样无力。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中国已经有不少医生死于武汉的病毒。人们采用的是同样原始的方法：隔离。172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在马赛修建黑死病防疫墙、允许士兵开枪。今天，中国、意大利、韩国的很多城市也被封锁，大型邮轮也在港口被隔离。而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平时也限制来自传染病多发地区的人员流入，就像从前欧洲防范黑死病那样？不可持续的、过火的全球化，我们是否将开始经历其覆灭的进程？"

作者随后问道：民众是否愿意接受人员往来受限？这种做法是否在经济上具备可行性？这位宏观经济学教授在计算了大量民众病死所造成的损失、并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益处比较后认为，明智的政治家必须要学会平衡得失，而且，下一场瘟疫，也可能既有此次的高传染性、也有埃博拉的高致命性。

"幸运的是，许多(但并非全部)全球化的益处并不一定要伴生健康风险。资本与货物的自由流动不需要限制，很少有疾病能够通过货物传播。人员自由流动虽然也是全球化的益处，但是却远不及资本货物自由流动那么重要，因此限制人员流动是可被期待的。在那些经常吃、贩野生动物的国家，比如中国，就可以限制与其的人员流动：从那里来的旅客，必须接受医学检查，必要时接受隔离检疫。这样就不仅仅能建立起一道虚拟的瘟疫防护墙，防范下一场瘟疫，也能对卫生部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限制危险的、导致病原体在物种之间传播的行为。武汉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是：尽快广泛讨论，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人员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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