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明镜在线》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澳籍作家杨恒均在中国被判处死缓表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将所谓的国家安全置于所有其他要务之上，因此西方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空间变得非常狭小。作者认为，此案向公众传达的一个信息是：
“如果说过去中国政策的焦点大多是发展经济，那么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至上的体制。即便北京目前在向西方展示其可信的一面，然而，与这样一个体制长久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文章以澳大利亚为例，回顾了澳中关系过去数年的跌宕起伏，直至最近一段时间的再度接近后写道：“（对杨恒均的）死刑判决让这一接近功亏一篑。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而是受制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决定。问题是，中共体制的哪一个部门力主做出了这一决定。”
作者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和经济部门正在努力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一个外国人被判死刑不是他们乐于见到的新闻。而安全部门就不同了：“安全部门在意的是抵御所谓的敌对势力的影响，是威慑和恐吓。近年来他们的诉求占据了核心地位。”
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一步步走入低谷，直到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执政后才有所改善。中国商务部终止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关税，以及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凸显了两国关系的升温，双方关系也依然存在一系列棘手的议题。
图像来源: Colourbox/A. Mijatovic中国将终止对澳大利亚的进口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3月28日）宣布了这一举措。在一份公告中该部门表示，鉴于中国相关葡萄酒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无必要。
关税最高可达218.4%，该规定从2021年3月实施，为期五年，中国还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了一系列其他的贸易壁垒手段，当时澳中关系已经因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恶化。
不久之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堪培拉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王毅称，澳中两国关系已重回正轨。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出访澳大利亚，标志两国外交关系回暖。王毅此行也是为今年晚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强的正式访问做准备。
不过中澳关系依然面临挑战，比如澳籍华人杨恒均今年2月被中国司法机关以间谍罪判处死缓。在与王毅会晤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对外界表示，澳方对杨恒均案的判决感到震惊，“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为杨恒均案努力。”
随着葡萄酒关税的取消，澳大利亚希望中国能对其他食品的进口也降低管制门槛，比如龙虾和牛肉。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在 2023 年上半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进口葡萄酒的占比仅为 0.14%。而在征收关税前的 2020 年，这一比例为 27.46%。中国和澳大利亚原本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
2015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同年12月开始生效，两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的乳制品、牛肉、海鲜、酒水等产品，以及煤、铜、镍等矿产资源可以部分零关税的低价格销售到中国。图为2016年9月时任澳总理特恩布尔（Malcom Turnbull）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握手。彼时的双边关系即使称不上亲密，至少也是友好合作。
2017年的一起事件形成了中澳关系走向猜忌和对峙的转折点：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迫于压力辞职。他被指控与一些中国商人过从甚密，其中包括据称与中共有联系的商人黄向墨。此后澳媒体开始曝光中国试图影响堪培拉政界的行为。当年内，特恩布尔总理就推出了一部旨在遏制外国干预的法律，对北京的防范之意十分明显。
2018年，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做出了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决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早已成为西方国家顾虑的对象，但澳大利亚则是美国的西方盟友中率先正式宣布禁用华为的国家。
尽管政治领域的气氛日益紧张，但是中澳之间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一场从中国武汉席卷全球的疫情带来了根本的转变。堪培拉政府2020年4月发出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彻底惹怒了北京。
在新冠疫情方面的争议,再加上澳政界和智库机构对新疆“再教育营”情况的调查披露，以及对香港民主法治遭到限制的批评，都使得堪培拉在北京眼中成为了“反华急先锋”。据一名中国官员透露，中国驻澳大使馆甚至有一份文件还列举了14项澳政府引起中国不满的行为。
2020年9月，中国外交部证实，前央视主持人、澳籍华裔女记者成蕾已经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而接受调查。随后两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驻华记者比尔·伯特斯(Bill Birtles)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记者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在北京被中国国安人员约谈。据称，约谈内容与成蕾案件有关。两人于9月7日紧急撤离中国。
2020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其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张由中国艺术家付昱（网名为“乌合麒麟”）创作的讽刺画而陷入外交争端。画中描绘了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用刀子抵住一个阿富汗儿童的脖子。赵立坚以此来讽刺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事件。推文发布后，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立刻发表讲话，要求赵立坚撤下图片，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北京方面并未道歉，反而还讽刺堪培拉政府更应该为其士兵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行而“感到耻辱”。
就在赵立坚推文风波发生之前，中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开征反倾销税，税率最高达212%。此外，澳大利亚煤炭、大麦、红酒和龙虾等产品也成为北京惩罚性关税的受害者。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原本有大约三分之一销往中国。堪培拉政府表示要把关税案告到WTO，但是这些制裁对相关产业构成沉重的打击，已经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连续九年的执政。工党党魁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同年11月15日，阿尔巴尼斯（前排右）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场边会晤。这是2016年以来，中澳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标志着两国在经历多年的不信任后，在稳定经济和外交关系方面迈出了步伐。
2023年1月，中国政府允许四家国资企业恢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标志着2020年北京对澳州煤炭实施的非正式禁运出现松动。2023年，中国从澳进口煤炭5247万吨，远高于2022年的286万吨。2023年8月，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5%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前夕，2023年10月11日，被指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三年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蕾获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右）在机场迎接她返回澳大利亚。尽管中方称成蕾是在服刑期满后被执行驱逐出境，但成蕾获释的消息仍普遍被视为中澳关系升温的重要标志。
2023年10月22日，中国同意复审从2021年3月开始执行的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218%反倾销关税的措施。澳大利亚暂停向世贸组织提出的相关申诉。在实施关税之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市场。征收关税之后，2021年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暴跌了97%。澳大利亚政府2023年12月表示，相信2024年初中国会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关税。
2023年11月6日-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前工党籍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之际展开破冰之旅，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阿尔巴尼斯时表示，中澳两国恢复各领域交流，走上了改善发展关系的正确道路。阿尔巴尼斯也称澳中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选择。
2023年11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称，在日本附近海域的一次相遇中，一艘中国战舰对一艘澳大利亚护卫舰采取了使用声呐脉冲的“不安全而不专业”的行动，导致一名澳方潜水员受伤。阿尔巴尼斯总理称该事件损害了两国关系。2024年1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称解放军海军对此事故“没有责任”并试图将该事件归咎于日本。对此，澳方予以了反驳。
“国安部越来越主导讨论议题，愈发频繁地就外交和经济问题发声，并代表强硬派路线。安全部门搜查了多家跨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指控一名日本公司高管是间谍并将其拘捕。一部新的反间谍法让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安全部门就是这样破坏了改善对外关系的努力，他们的优先事项在别的方面。”
改革才能救市场
《新苏黎世报》发表题为“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新的领导官员”的评论，关注了过去一周中国股市的动向。作者指出，为了扭转股市的一路下跌，中国政府情急之下，一再祭出新的干预市场措施，直至更换证监会主席。文章写道：
“在此之前，房地产市场的颓势已经让不少中国人的财产大幅缩水。因而政府担心，一旦股市一泻千里让股民蒙受更多损失，人们会走上街头宣泄自己的怒气。为了安抚民众，北京找到了一头替罪羊。
过去，证监会领导换人，还是显现过一些效应的。在2015年的股灾后，政府让刘士余出任证监会主席，替下肖刚，此后两年中，沪深300指数上涨了40%。而在刘士余2019年被换下后，到2021年该指数上扬了80%。
不过此次证监会领导人变更能带来类似的效果，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今天面对的挑战与那时相比要大得多，有可能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证监会领导换人，股市就能回升？图像来源: CFOTO/picture alliance 评论称，对整体经济至关重要的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中国陷入了顽固的通货紧缩，企业盈利和个人收入在缩水。此外中国同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仍在持续。作者指出：
“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证监会领导层的新面孔，而是能持续重建民众和外国投资者信任的改革。这包括稳定风雨飘摇的房地产市场的一揽子措施，尽管是一剂苦药，但对重要房企的救助也不该是禁区。此外政府必须让私营企业恢复信心。如果能释放数千名被关押的私营企业主，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避免用更多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例如（国家）安全法和对高科技企业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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