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周五公布第二季度的官方经济数据，德国《商报》指出，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和封城措施给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将从这些数字中得到体现。
“中国政府是否需要出台额外的提振景气措施来稳定遭受重创的经济，从这些（即将出炉的）数据中将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估计，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总产值可能会比第一季度萎缩2%，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率可能会在1.2%左右，这将是继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爆发初期出现经济下滑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文章接着指出，6月份有关失业人数、零售业销售额、房产价格、工业生产和贷款发放额等方面的数据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经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封城措施之后，中国经济恢复得如何。专家预测，工业生产活动应该会有明显增加，因为很多工厂都已经复工，并且忙于处理之前积压的订单。”
然而这种复工热潮却不能和2020年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的经济复苏相比。《商报》的文章指出，“当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对用于居家办公的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给中国提供了特殊的景气助推力。”而如今这一助力却不再存在。相反，如果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萧条，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海外市场的需求量也会出现滑坡。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为2022年设定的5.5%经济增长率目标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能达到4.4%左右的增长。其它机构的预测值比IMF的还要低，比如日本投资银行野村（Nomura）给出的预测值才3.9%。
“每五个中国年轻人里就有一个失业”
《新苏黎世报》则重点关注了中国就业市场。该报驻京记者Matthias Kamp从一位化名Amanda的年轻女孩的经历入手，探讨中国就业市场存在的问题。25岁的Amanda在南京大学完成了外语专业的本科学业之后，在北京进行了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但是在毕业之后却找不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在一家酒吧里打零工。
作者在讲述了她的就业困境之后写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和Amanda的境遇相似：他们拥有高学历，有不少人还有留学经历，掌握多种外语，但是却找不到一个符合自己学历和专业的工作岗位。16到24岁之间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8.4%，而这一比例可能还会继续升高。这个夏天，又有将近1100万大学生完成了学业——这是有史以来应届毕业生人数最高的一年。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不得不像Amanda一样，暂时先靠兼职工作养活自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也是因为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在危机背景下，很多企业都在裁员。”
文章接着分析指出，对于政府来说，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也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没有工作、没有发展前景的年轻人可能会走上街头，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懑，这是掌权者最担心的。因为这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撼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北京正努力尝试在短期内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这包括敦促高校为毕业生提供短期的教职岗位，以及要求国企和机关单位增加聘用大学毕业生等等。
不过作者认为这些提议并不能解决症结。“很多企业在不断实行封城措施的情况下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此外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和科技行业的整顿干预也是许多企业的行动空间严重缩小。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科技企业曾经是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力军。”
文章最后总结道，中国政府过去多年里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国家的开放，很多年轻人选择出国留学，使得一个接受过最好的教育、心态开放且掌握多门语言的年轻社会阶层应运而生。然而偏偏是这个作为国家希望所在的精英阶层，在他们希望为中国的发展出一份力的时候，却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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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同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民众出行不便等。近期更传出新冠康复者求职被歧视的情况。
图像来源: REUTERS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继2021年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后，2022年和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原因是中国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仍未改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0日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4.4%。这个数字远低于年初北京设下的5.5%目标。下调主因是中国抗疫采取强硬的清零政策、广泛封控影响经济活动，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压力。
近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内容讲述了一名新冠康复者求职碰壁，被发现住在上海虹桥车站厕所卫生间，她表示“现在招工都不要感染过阳性的人”。对此，上海市政府表示也关注到相关情况，并指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呼吁对新冠康复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设槛，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中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数据，疫情冲击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仍然持续。从总体失业率来看，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4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今年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比2021年多出167万人，规模和增幅皆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已表示，随着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可能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在北京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境外输入感染病例的风险，因此一直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限制，旅客入境后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隔离。而在中国境内，一旦发现确诊案例，就会立即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外界预测，健康码和常态化核酸检测将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防疫日常。
上海等城市曾经经历长达数周的隔离，不仅让许多居民面临收入损失、家庭分离，吃饭难、看病难也是让人发愁的问题。在疫情严控之下，民众抱怨民生物资匮乏，快递物流人力运力不足导致配送不及时，而民众看病就医的渠道也受到种种限制。西安封城期间，曾发生过孕妇因核酸检测有效期超时而在医院外等待过久不幸流产、心梗患者因无核酸检测被拒诊而不治身亡的事件。
中国在防疫期间引入“健康码“措施。对于各地居民来说，健康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另一张身份证，只要健康码变成红色，通常就意味着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出行自由就要受到限制。日前在河南则发生了“天降红码”的状况。今年4月，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无法使用网上业务，他们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但是始终未能获得答复。储户于是前往河南村镇银行取钱，却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从而被强制隔离或者限制出行，但他们的核酸检测都显示阴性。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开始质疑，原本用于防疫的大数据是否遭到滥用，甚至成为“维稳”的工具。
在过去两年半的疫情中，中国进一步缩紧对社会的管控。近日在天津市，有部分民众因为未按时参加核酸筛查，被以逃避核酸检测为由列入“失信名单”。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与其他现代有效监控的技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累积了更多控制社会流动的经验，可以预期的是，即便疫情结束，这套防疫措施也会持续。
上海封城后，来自英文run的“润”一词成为中国的网络流行词。除了许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解封后逃离上海，连曾为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叫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被指已举家从上海迁到香港。彭博社援引投资移民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由于严苛抗疫加上经济放缓，约有1万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中国。若他们移民成功，将从中国带走48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