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74年4月24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结束对开罗的国事访问后在科隆-波恩机场降落。他的国务秘书格拉贝特（Horst Grabert）和内政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正在停机坪上等候。勃兰特后来回忆道：“从远处就能看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对我说。”
同日早晨6时30分，勃兰特的私人秘书君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及其妻子克里斯特尔（Christel）在家中被警方逮捕。两人皆为东德国家安全局间谍。纪尧姆看到警察上门时先是一惊，但随即郑重声明：“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国家人民军上尉，也是国家安全部雇员。我请求尊重我军官的荣誉。”
50年前纪尧姆夫妇被捕标志着“总理间谍”事件的开端。当时，无人料到这将给联邦总理勃兰特带来怎样的后果。
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与私人秘书、东德间谍纪尧姆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 akg-images 勃兰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消息令人震惊。” 1974年5月5日傍晚，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官邸的书桌前提笔致函联邦总统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我承担因疏忽职守而导致‘纪尧姆间谍案’的政治责任，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两天后，勃兰特领取了解职证书。
即使在50年后的今日，纪尧姆事件仍被认为是德国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间谍案之一。耶拿历史学家魏因克（Annette Weinke）近期在勃兰特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总结道：“在此之前或之后，从未有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特工能如此成功地渗透到政治权力的最核心。”
一方面，东德已成为历史，整起丑闻似乎是冷战时期的遥远回响。另一方面，这起案件直至今日仍令人充满好奇。
1956年，纪尧姆伪装成东德难民同妻子克里斯特尔前往西德。他们的任务是向东德情报机构提供有关社民党（SPD）的内部情报。两人在西德潜居生活了18年，纪尧姆一路升迁，一直攀升到勃兰特的政治助理。东德特务成功打入西德政治核心，对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史塔西Stasi）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纪尧姆及妻子分别被判处13年和8年监禁，直到1981年，东西德交换被捕情报人员时被释放。
1973年4月15日，勃兰特（中）与私人助理纪尧姆（右）出席在汉诺威举行的社民党党代会图像来源: Sven Simon/picture alliance 长期规划的间谍活动
历史学家埃卡德·米歇尔斯（Eckard Michels）2013年出版了传记文学作品《间谍纪尧姆》（Guillaume，der Spion）。他指出，东德以系统性的组织计划安排间谍渗透西方：“纪尧姆事件是东、西间谍活动的缩影，它具体呈现了东部间谍如何渗入西方”。他说：“史塔西的间谍布局是采取长线作业，例如安排谍报人员迁居西德，或秘密收买对方尚未升迁的基层干部。”正如纪尧姆的案例一样，直到一个间谍攀上重要位置，往往需要酝酿多年。
据联邦史塔西档案管理局估计，1949 到1989年之间，总计约有1万2千名史塔西间谍活跃于西德。其领导单位是“东德对外情报局（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 der DDR）的情报指挥部（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 简称HVA）”。米歇尔斯解释道：“情报指挥部派往西德的间谍分别潜伏在不同的机关、部门，例如某一'政治派流'、社会团体，或某一联邦研究机构等。”
在冷战期间，由于柏林是东部和西部两个阵营之间的边境城市，间谍接踵而来。这里是了解柏林间谍历史的必看景点。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Prisma Archivo查理检查站可以说是东西柏林之间最有名的过境点。1961年10月，它成为美国和苏联军队之间令人心惊胆战的对峙现场，所幸最后没开一枪。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柏林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是卧底间谍，当时将美军的情报传递给了苏联人。
格利尼科桥是东德和西柏林之间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边境口岸。苏联和西方国家多次在这里交换被捕间谍，因而以“间谍桥”著称。2015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同名电影讲述了这段让人着迷的历史。
东德臭名昭著的间谍和监视机构——东德国家安全部，俗称“史塔西”，被设置在东柏林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里。今天，这个前间谍机构总部作为博物馆向游客开放，许多办公室和会议室保留或恢复原样——包括东德间谍首脑（国家安全部长）米尔克（Erich Mielke）的电话（如图）。
许多逃离东德的人在西柏林的马里恩费尔德（Marienfelde）难民中心找到了临时的落脚之地。数十年间，该中心接收了大约130万名难民。盟军情报部门也对这些逃离者进行监控，希望从中了解有关东德和苏联的潜在秘密。
位于一座成为二战废墟的小山上的特费尔斯堡（Teufelsberg）监听站值得一游。它地处柏林绿意盎然的格吕内瓦尔德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用于监视东欧阵营。今天，游客可以参观这个阴森恐怖的废墟。
盟军博物馆位于柏林的泽伦多夫区，曾经是美国占领区。该博物馆从西方盟国，即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角度讲述了紧张的冷战时代，游客可以免费参观。其中一个看点是美国和英国为窃听苏联通信而秘密建造的间谍隧道的一部分。
德国间谍博物馆位于波茨坦广场附近，柏林墙曾经从此穿过。该博物馆展示了人类从古至今使用的各种各样的间谍工具。它坐实了柏林作为间谍城市的遗产。该博物馆有许多互动展品，同时适合孩子和成年人参与。
2019年，德国对外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新建的总部大楼在柏林市中心落成。这个宏伟的建筑群容纳了约3000名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所需外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保密地方，也有一个访客中心。
东德间谍“乐不思蜀”
东德组织特务渗入西德重要社会领域的网络缜密周全。然而，东德间谍所取得的情报信息量到底有多大？历史学家米歇尔斯表示，政治间谍并未对西德造成太大损害，因为西德政府的重要决策反正都必须经过公开谈判和辩论。米歇尔斯新书所得的结论是：东德间谍的工作效率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成功。他说：“大量间谍被派往西德，然而这些人头数字有如冰棍般溶化在西德的艳阳之下，原因是，西方模式更具吸引力，致使他们逐渐忘却了自身所负的任务。”
反过来，西德也刺探对方情报：德国联邦情报局（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简称BND）和联邦宪法保护局长年派遣间谍前往东德。不过，关于两德历史中的这一章节，人们迄今知之甚少。原因之一是，不易取得信息来源，因为联邦情报局及宪法保护局的许多资料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同时西德特工人员也负有保密责任。
总理府并未上演“007”谍报剧
东德走入历史后，史塔西间谍们的保密宣誓随之失效。一些前史塔西间谍在回忆录中总结间谍生涯的功过成败，曝光许多内情。纪尧姆也于出狱后在当时东德高层的认可下，将自己包装成“间谍大师”。但事实上他并非总理府中“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式的谍报员。据联邦总理勃兰特基金会（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的历史学家贝恩德·罗瑟（Bernd Rother）表示：“纪尧姆取得的情报非常有限，其数量比长期跟踪和评估新闻报道所得的信息还少。这从米歇尔斯的新书中也可一目了然”。而就凭这样一号人物，能搞垮联邦德国的总理吗?
2013年12月18日是勃兰特100年诞辰，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这位德国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生轨迹。
图像来源: WBA im AdsD der FES1970年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屈膝下跪，纪念纳粹政权的受害者，无声地为德国战争罪行道歉。这张图片传遍了世界。
勃兰特原名赫伯特·弗拉姆，因为是私生子而随了母姓。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在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改名“维利·勃兰特”。他为躲避迫害逃往奥斯陆，在那里从事记者工作，并在当地组织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希特勒。
1945年战争结束后，勃兰特回到德国，成为德国第一批联邦议院议员。他1957年就任柏林 市长。在他担任市长期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1961年）将柏林一分为二。勃兰特尽全力确保西柏林仍归属西方阵营。
在柏林墙被建起两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柏林。肯尼迪和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市长勃兰特一起乘坐敞篷车穿过柏林。肯尼迪随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内容是关于自由的价值。他用德语说“我是柏林人”，表达了对西德人和西柏林人的支持。
20世纪60年代初，勃兰特与他的心腹埃贡·巴尔（Egon Bahr）推出了“新东方政策”。在“接触实现转变”的口号下，勃兰特和巴尔开始与东欧国家和解，也从而改善了和东德的关系。
勃兰特参加了三次总理大选，前两次（1961年和1965年）未能当选。不过他在1967年联邦政府危机期间，出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1969年社民党和自民党组阁，勃兰特成为第一位社民党总理。
在东德埃尔福特，东西德政府元首第一次聚首：西德总理勃兰特和东德总理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人们为西德总理欢呼，这让东德领导人很难堪。数千人涌向下榻酒店，在酒店外喊着：“勃兰特到窗边来！”
1971年12月10日，勃兰特在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这位德国总理的获奖原因是以德国民众之名“向宿敌国家伸出和解之手”。新东方政策给勃兰特带来了这一奖项，也促进了冷战期间东西阵营间的缓和。
出于对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和放弃部分东部领土的抗议，组阁联盟中的一些人转向反对派。议会反对派表示不信任勃兰特政府，要求换人。1972年的不信任案表决并没有通过，然而后来爆出东德秘密警察贿赂议员丑闻。
勃兰特的心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被披露是东德间谍，这导致了勃兰特1974年的突然下台。纪尧姆夫妇已经在西德进行了近20年间谍活动。后来传出勃兰特卸任还有其他原因：直到今天都有猜测是抑郁症和性丑闻。
勃兰特下台后，社民党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左）成为联邦总理。尽管施密特在勃兰特内阁曾就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两个社民党人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两人的政治风格完全不同：勃兰特的政治远见，或被人热爱或被人唾弃；施密特则被看作是一名实用主义者。
1976年，勃兰特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而社会党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民主性质组织。 在担任国际主席期间，他与卡斯特罗、戈尔巴乔夫、 阿拉法特等国家元首会面。勃兰特使该组织在国际政治中重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28年东西柏林的历史画上句点。第二天早上，勃兰特也飞往柏林。他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亲历这一特殊日子的感激，并对两德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评价道：“本来属于一体的，就会共同成长”。
纪尧姆提供东德的情报份量并不足以构成勃兰特的下台，米歇尔斯的新书也巩固了这一观点。“总理间谍”被揭发后，勃兰特是为其他人的疏忽而承担了政治责任。这一决定的起因，是发生于纪尧姆被捕到总理宣布辞职期间的一场心理战。多重因素构成了勃兰特辞职的深层原因，罗瑟指出：事件的背后刚好发生一场使勃兰特的民间声望受到重创的政治危机。
“勃兰特－惊悚剧”
另一个麻烦是：勃兰特于几个月之前就获知纪尧姆可能是间谍的疑虑。在情报单位的建议下，他同意让纪尧姆作为"诱饵"留在总理府。勃兰特后来写道：我这个傻瓜万万不该听信其他傻瓜的蠢话。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联邦刑警局（Bundeskriminalamt）开始调查勃兰特的私生活，一些牵扯到女性的蜚短流长在媒体上曝光。人们担心纪尧姆掌握的情报可能会使勃兰特，从而也使联邦政府受到要挟。后来证明，这种顾虑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在1974年的5月初，勃兰特不得不担心自己全部的私生活可能被扯入一场污浊的政治斗争。
勃兰特与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 社民党高层支持不力
于是，勃兰特开始考虑下野。1974年5月4日深夜，勃兰特与社民党（SPD）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对话。魏纳告诉勃兰特：“我支持你的所有决定”。但是他没有要求勃兰特留任。罗瑟认为，社民党高层的支持不力，是导致勃兰特决定下野的关键。米歇尔斯则强调指出，愈来愈多涉及到私生活的各种嫌疑指控，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勃兰特的辞职，最终为他带来了同情支持和对其道德操守的普遍肯定：勃兰特对政治所持的负责态度，在将近4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典范作用。罗瑟说：“回头来看，那是个恰当的决定。”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五月初的这个星期二是个沉重的日子，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位致力促进欧洲和平、和解的总理。不过，勃兰特的下野也为德国战后最耸人听闻的间谍大戏暂时划上了句号。
虽然如此，勃兰特辞职和纪尧姆间谍案这件事，仍然是出历史荒谬剧：正好是这位倾全力，一心要促成两德和解的西德总理，被一名东德间谍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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