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联邦总统克勒将会做出解散联邦议会的决定，现在还有希望，认为他作出相反的决定吗？

申克：

我认为，解散议会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施罗德总理就信任问题提出的理由对我来说并不充分，还不足以构成解散议会的前提，这一前提联邦宪法法院于1983年已做过阐述。施罗德依据的主要论据是，他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人民以及民主制主体的支持。根据德国基本法第68条以及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断言，这一目标并没有满足。后来，施罗德声称他在议会失去了信任，但他却不能够就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信任表决前，所有的议案表决都能够通过，即便在信任表决前一天，40条法律条例和提案得以在联邦议院通过，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清楚地表明，施罗德在议会仍然享有多数。有一点值得注意，就连明特菲林也毫不讳言，信任投票的当天，他说，总理仍然享有社会党议会党团的信任。

德国之声：

您真的相信，您提出的论据果真滴水不漏，连总统也不得不承认，它们足以构成不解散议会的理由？1983年的情形同现在很象，那时的议会可还是被解散了。

申克：

我提到的这些准则都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制订的，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应该考虑它们的因素。自然，总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处境艰难。虽然如此，我对他仍然怀有希望，希望他不解散议会。至少我希望，如果解散议会不可避免，联邦宪法法院继续以现有的准则作为决定的指南，为议员的诉状立案。

德国之声：

如果总统解散议会，在您看来，总统这一职位就受到了损害？

申克：

总统这一职位受到损害的原因在于，各政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在乎总统的决定，总统的决定只是做做样子。各政党的竞选机器都在高速运转，这表明对总统的极不尊重。但我相信，总统会尽他的良心和知识做出决定，这很不容易。总统咨询了宪法专家，听取了不同议员的意见，这说明，他是心存疑虑的。他请总理即便在信任投票之后还要继续陈述和解释，信任为什么不存在了。人们当然要很现实地看这个问题，解散议会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想的话，数10天后就要进行选举。对宪法法院受理该案而言，时间将是十分紧迫的。因此，审理之前就要思考怎样进行申诉才最为恰当。在这方面我是有些经验的。1983年我代理3名议员，将官司打到了宪法法院。

德国之声：

您申诉书中最关键的理由是什么呢？

申克：

最关键的是，总理必须回答为什么他失去了信任这一问题。正是这一点他还没有阐明清楚。

德国之声：

施罗德总理按照总统的要求，又加送了文件，而这些文件正是说明信任问题的。

申克：

我并没有拿到这些文件。我也只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的。我想，文件的说明价值很有限，因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信任表决的那一时刻，总理是否还拥有多数支持。许多议员明确表示，对施罗德的信任仍然存在，连明特菲林也做了类似的表述。

德国之声：

今天的情况同1983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申克：

1983年对科尔总理的信任问题也是当时的核心问题。那时，国家预算刚刚通过，很明显，多数信任是存在的。科尔计划以同样的政党格局继续执政。因此，在我看来， 当时的非信任也同样不能成立。今天的情形不能同当时的一一对应，但“信任”仍是基本问题的核心。

德国之声：

政党、媒体公开施加的压力对宪法法院来说，会起到一定作用？

申克：

联邦宪法法院只有义务按照宪法进行裁决。当然公众社会的巨大压力也无法抽象淡化。人们希望，联邦宪法法院不会屈服于这一压力。人们可以听到某些议员说，不解散议会是一场灾难。这表明，压力的确存在的。这些压力首先施加给总统，然后施加给宪法法院。即使这样，我仍然充满信心，这些压力将无济于事。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律技术问题，老百姓经常在这里有误解。这里涉及的宪法法律最基本的结构原则。因此，宪法法院的裁决对今后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德国之声：

如果提前大选，怎样做才算是最“干净”的方式呢？

申克：

可以考虑的比方说辞职。但老实说，这样做很唐突，同一个总理辞职退下，然后浴火重生，参加竞选。还可以想象的比如议会自动解散，但这需要修改宪法，对这一点同意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宪法委员会已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修改宪法的提议被否决。我这里说的是，修改宪法意味着为议会自我解散和重新举行选举扫清道路。但我的疑虑在于使用快速方式修改宪法。这将产生的印象是，因为总理许诺提前大选，所以人们现在就忙着赶紧修改宪法。

申克教授（63）就职于曼海姆大学法学系，研究方向是公法与行政法。 1983年，申克教授曾以律师身份代理两名自民党议员走上宪法法院。当年，科尔总理也质疑信任，旨在失去信任，解散议会。申克的诉状未能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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