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弗伊谢尔特先生，每年的11月15日这一天，全世界都在纪念那些被监禁或者被迫害的作家和记者。而我们每年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里的作家处境格外危险？

弗伊谢尔特：全世界有好几个迫害作家比较严重的地区。目前对于作家和记者来说处境最为危险的当属墨西哥，因为他们不仅受到国家的压制，而且还要面对贩毒集团的威胁。在我们德国笔会（PEN）的"流亡作家项目"（Writers-in-Exile-Programm）中，就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同事。她叫佩雷兹（Ana Lilia Perez），她因为在墨西哥受到谋杀威胁而不得不流亡海外。

那么你们是如何帮助她来到德国的呢？

她当时还是可以出境的，我们通过"流亡作家项目"为她提供了最长三年的资助。这些资助基金是由联邦财政支出的。凭借这样的支持，她可以在这三年时间里在德国安定下来，安全地从事写作。

德国笔会如何支持作家从事写作和发表作品？

我们在德国拥有密集的网络组织，也是德国最大的作家协会，拥有过硬的关系网络。我们为作家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举办作品朗读会、讨论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和命运遭遇。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是受到迫害的作家已经离开了相关国家之后的阶段。那么德国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Writers-in-Prison-Komitee）还能为那些在自己的国家身陷囹圄的作家做些什么呢？

在这方面我们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这是符合逻辑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家的遭遇公之于众，引起更多的关注。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官方网页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另一方面当然也会通过媒体的报道，保持舆论的关注度。这也意味着，那些独裁者或者专制政权就不能轻易地让这些作家消失。在这方面，公众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会尝试与这些被监禁的作家同仁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书信往来，这样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不是孤身作战。但这样的尝试并非总能成功。

您怎么才能得到他们的回复呢？如果一个作家--比如说在哈萨克斯坦--被关押，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给你们回信吧。

既然您提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正好可以讲讲那里的诗人阿塔巴克（Aron Atabak）的例子。我们和他就保持着书信往来。在大约八个星期以前，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还真的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专门为我们写了一首诗，此外还有一封较长的书信。当然了，这些书信内容常常受到审查。有些被监禁的作家虽然可以收到我们的信，但却不能回信。我们常常是事后才知道他们收到了信。即使遭到审查，对于许多作家来说，这些书信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狱中作家委员会"创立已经超过50年了。我们不能说这50年来全世界作家的总体处境得到了改善。如今，连一些标榜法治和自由的国家也在进行监控监听行动，这样的情况难道不令您感到担心和恐惧吗？

当然！我们对这方面的消息也感到十分担忧。事实上，言论自由是如此基本的一项自由权利，它在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对于西方国家也能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十分担忧，而且也表达了我们的感受。您刚才说得对，全世界受迫害作家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放弃。很多作家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一直在为此而奋斗。

您刚才说到了"西方国家"。那么国际笔会针对美国监听丑闻有何应对措施呢？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丑闻包括斯诺登事件上，我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公开信。而当国际笔会出面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重量级的作家--比如印度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参与联署，因此会引起相当高的关注度。至于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也没有沉默。

采访对象简介：萨沙·弗伊谢尔特出生于1971年，是德国笔会副会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专员。德国笔会是国际笔会（P.E.N.，该缩写由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英文的首字母组成）的分支机构。

采访记者：Aya Bach 编译：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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