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18日，德国电视一台播放了讲述犹太人弗朗克一家的纪录剧情片《我的女儿安妮·弗朗克》。其叙述重点不是安妮藏在阿姆斯特丹一座阁楼里的生命最后几年，而是她的父亲奥托·弗朗克的命运。他是家里唯一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设法出版了安妮的日记。《安妮日记》迄今已经发行3000万册，多次被拍成电影。

导演莱蒙德·雷（Raymond Ley)拍摄的《我的女儿安妮·弗朗克》是一部所谓的纪录剧情片，其中有历史片断，也有对时代见证人的采访。

记者：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安妮的父亲奥托·弗朗克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为什么呢？

莱蒙德·雷：我也以为关于这个故事至少会有52部电视剧，三个系列，但其实并非如此。也许这和这部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关于"女孩文学"的讨论有关。对此，我只能猜测。以奥托为叙述的对象是我和制品人以及编辑部讨论的结果：通过这一人物的引领走进故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剧情设计。

记者：今年三月是安妮·弗朗克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离开人世70周年。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关于她的故事吗？

莱蒙德·雷：我想，这里有一个从罪犯和告密者的角度来描述历史的角度。没有哪部影片记录了那么多时代见证人的声音。当我们完成这部影片后，我感到，这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的想法是，关注文字，关注安妮的成长过程、其文学爱好的萌芽、她与母亲的关系，并用合乎时代的方式来表现它们。

记者：您的电影不仅仅反映了安妮·弗朗克的日记，还更多地展现了它产生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时代。

莱蒙德·雷：是的。但我们不能展示出1944年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只能猜想躲藏者所受到的压力以及那些夺走许多人生命的迫害和告密。我们用室内乐的形式、用躲藏者在相处中对立冲突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切。同时也展现了安妮强大的求生愿望，她虽然将这一切视为人生的休止符，却仍然怀有希望。最后她说："也许9月份战争结束后，我们能够重新去上学。"

作者：从马拉·恩德（Mala Ende)扮演的安妮·弗朗克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快乐的少女。您是想通过展示安妮作为普通女孩的一面来突出她特殊的命运吗？

莱蒙德·雷：我们希望把这种损失，一个人的损失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希望让观众感同身受，为安妮捏一把汗。正如您所说，我们希望让安妮从大屠杀的命运中脱离开，作为一个人展现在人们面前。

记者：您选择了纪录剧情片这种形式，它将历史的镜头，比如德国入侵荷兰的镜头和对历史见证人、如其最好朋友的采访融合在一起。为什么进行这样的拼接？是想让故事更可信，更感人吗？

莱蒙德·雷：不是的。纪录剧情片当然总是对场景和历史见证人的经历进行拼接。对于纯粹想感受人物命运的观众来说，需要去适应面对这种真实的参照。我认为去认识安妮的一个朋友是必要的，她说："当时就是这样的。"如果您说，现在我想看一出感情跌宕起伏的悲剧，那么，时代见证人能够给与您某种反射：您可以从故事中走出来，去看这个人物，然后重新走进故事里。我喜欢这样的形式。我希望观众也能喜欢。

记者：比如片中出现了那个在有人告密后逮捕安妮·弗朗克和其他人的党卫军。您对凶手、典型的纳粹罪犯有清晰的想像吗？

莱蒙德·雷：根本没有。我知道有一场针对瑟贝尔鲍尔（Karl Josef Siberbauer）的审判，他逮捕了安妮和房子里的其他人。但我对这个人知之甚少。我是偶然发现这段采访的。记者胡夫（Huf)1962年在瑟贝尔鲍尔接受审判期间做了这个采访。这是一场非常透明的相遇，再次展现出在法西斯主义行将结束时凶手对受害者是怎么想的。这样的纪录剧情片可以把时间回访到多年前，看一看当时那些执行逮捕的人。

记者：对于以什么样的形式纪念安妮·弗朗克，总是有争议。阿姆斯特丹将上映安妮·弗朗克的音乐剧。德国电视二台因一个电影项目和巴塞尔的安妮·弗朗克基金会有争执。面对这么令人痛心疾首的命运，用得着这样去争执吗？

莱蒙德·雷：当然不好。这其中存在着多年积累的不同关系，这不是我的话题。我们是为德国电视一台拍得这部电影，而不是为安妮·弗朗克基金会。我不用去管，而只需去观察这些不是因我引起的事情。这些对我们不仅不重要，而且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