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87年夏天，我以一篇关于茨威格的论文完成了本科学业。至此，我把生命中九年的时间献给了德语。我以无限的耐心学会发小舌音，以坚韧的意志掌握了德语语法规则，以高度的热情背诵歌德和海涅的不朽诗篇，以无畏的精神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在最后一个学年，通过在北大成人培训部代课，我欣慰地得知，用已经掌握的德语知识至少不会饿肚子。

不过直到大学毕业，我没有离开过校园。我甚至不知道除了那位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老师之外，其他的德国人是否能听懂我讲的德语。于是我决定通过两份假期工作来看看自己的德语是否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一个酒量不可低估的翻译

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机床博览会上当翻译。我的雇主是来自科隆的奥托-沃尔夫公司，这也许是我后来选择科隆做第二故乡的先兆。由于机床很少在古典文学中出现，因此我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很没有把握。奥托-沃尔夫亚洲部负责人瑞先生先给我开了个机械常识速成班，第一天下来就自信满满。与这位细高挑儿、高度近视的德国人相识是我的幸运。今后我还将有更多的叙述。

在那一个星期里，我不仅成了机械专家，还发现在与德国人交往中，拥有一定的酒量在他们眼里是软实力的体现。当德国同事发现想把年轻翻译灌醉的尝试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他们对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借此机会我想澄清一件事情：不断有德国媒体报导说亚洲人的肝缺少一种稀释酒精的酵素。因此亚洲人不能喝酒。这简直是天大的谣言。要是做一个善饮民族的排行榜，那么中国人恐怕只排在俄罗斯人的后面，屈居第二。

工作有限，责任重大

在第二份假期工作里，我相当于近三十名德国游客的保姆。正经的称呼是旅游团的全陪。安排旅游项目、介绍名胜是地陪的工作。我只负责旅游团在中国期间尽可能没有人员伤亡，没有人在中国的人海中走失。

这听起来理所当然，实施起来并非易事。比如团里有一个面色惨白的女性，平时你都会担心她随时可能倒下。在8月的骄阳下，她只中暑一次是我的幸运。不过最让我操心的是一名19岁的年轻人。他从来不在约定时间出现；每一次去艺术商店都疯狂采购，直到自己搬不动为止。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来中国是爸爸给他的高中毕业礼物，旅途所有开销都由老爸支付。原来是个惯坏的富家子弟。

到了最后一站广州时，我20天的全陪工作眼看就要圆满结束。早饭时年轻人哭丧着脸过来告诉我，护照丢了。我立刻叫出租和他一起直奔警察局，一边报失，一边申请临时证件。警察很明确地说：办理证件需要四天，没有加急服务。我傻眼了。第二天旅游团就将飞返德国。我能把他自己留在广州吗？不能；我能在这里陪他四天吗？不能。不知怎么办好，我站在警察局的柜台前哭了起来。刚刚跟我们斩钉截铁的警察显然也不知所措了："别哭别哭，我看看能不能加快一些。"没过几分钟，他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们走来："四个小时以后来取。"虽然我这一天除了广州的警察局，什么地方都没去，可是我为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而感到自豪 - 尽管我使用的手段有些难以启齿。

总体来说，我很喜欢旅游团里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位来自科隆的德铁退休老太太，大嗓门儿，讲话诙谐。从她那儿我学了几句科隆方言，成为我日后在德国人面前炫耀的资本。还有一位来自威斯巴登的沉默寡言的工程师。稍微熟悉了一些之后，他利用一切空隙和我讨论人文科学的问题，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话题是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的区别。在广州的告别晚餐上，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还记得最后的几句："此时我想起歌德浮士德里面的一句话。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但是很符合我目前的心境：等一等，这一刻太美。"我在大家的掌声中重新就座。那位威斯巴登的工程师小声对我说："你放心，在座的大多数没有读过浮士德。我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