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88年6月北京各大学流传着一个消息：研究生毕业的不得自费到国外留学，原因是国家已经对他们的教育投入巨资。如果我留在中国，这意味着我可能在读博期间被张玉书教授送到北大在德国的伙伴大学 - 图宾根大学。换句话说，我还要等几年，而且并不确定。在北京学十年德语像在岸上游泳，不过瘾，越来越想去德国，想从早到晚被这个美妙的语言包围。

最终是这个传言促使我下决心抛弃熟悉的一切，自己去闯世界。在那之前，我 的父母努力让我远离尘世的烦恼。在家我没有打扫过卫生，也没有做过一次饭。爸爸总是跟在我后面收拾。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去学习吧。"我越来越担心会在这种爱中窒息。我想向家人和我自己证明，离了他们，我也能活下来。

Money back

很快我就得知那个消息确实是谣传。并非国家想惩罚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而是中国的高校准备推出一个收费标准，让中途退学的学生按照读过的学期和学年缴付。对我来说，这与不许自费出国差不多，因为几万元人民币对当时我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必须在这项规定出台之前离开北大和中国。

这时我发现，我对德国的了解是多么少。去哪里读书呢？图宾根去不得了，因为我退学的决定让导师张玉书教授很失望，我不能指望他推荐我去图宾根大学。而且我打听到，图宾根这个大学城打工的机会不多，不适合我这样完全自费的留学生。

我的好朋友从曼海姆来信："这个城市谈不上美丽，但是大学的名声极佳，特别是经济专业。"我这位朋友成功转系，攻读企业管理，并很快以优异成绩受到教授的青睐。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前不久教授对德国同学说：'如果你们不努力学习，今后就只能给你们的亚洲老板提箱子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朝我看。"我分享着他的自豪感。可是企业管理或是国民经济当时在我心目中还没有与歌德或海涅齐肩。

什么是狂欢节？

"来科隆吧！"我的德国顾问瑞先生这样建议。提起科隆，我不仅知道那儿有个奥托-沃尔夫公司（瑞先生是该公司驻中国代表），还在一本德国画册中目睹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的风采。当时我这个无神论者也受到了震撼。瑞先生说，科隆人的个性与中国人最为接近。为了让我痛下决心，瑞先生拿出杀手锏：他的儿子在科隆大学读书，可以帮我找学生宿舍。这位热情的德国人有些刹不住车了：科隆的狂欢节是独一无二的。我没好意思承认不知Karneval为何物，回家查字典："狂欢节"。嗯，听起来挺热闹。

由于时间紧迫，我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大学。7月初，我向德国两所大学寄出申请：科隆大学和曼海姆大学。三周后，两份录取通知书在同一天到达父母家。他们这一惊可不小。因为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立做出事关未来的重大决定时，父母都在国外出差。现在，生米煮成了熟饭。女儿要远走高飞了。他们当时的心情我在27年之后女儿离家上大学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区别只是：女儿不过是去了北威州的另一个城市，而我当初让父母接受的是8000公里的距离。

不过，我当时决心已定，丝毫没有顾及父母的感受。我期待着人生的第一次冒险，渴望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对那个两个尖塔教堂的城市充满了好奇。德国旅游团里德特退休老太太教给我的科隆话，我也许能派上用场："Ich bin ne Kölsche Mädche"（我是个科隆女孩儿）和" Ming Shing sin fott"（我的钱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