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还在北京的时候，先我一年到曼海姆的好朋友给我写信，讲他们假期在工厂打工，流水线作业如何辛苦。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的我为他们的描述增添了一层浪漫的想象。

88年底圣诞节假期，他们到科隆来看我。晚上我们去学生宿舍附近的一家南斯拉夫餐馆大吃大喝。老板过来和我们搭讪。他六十岁上下，矮矮胖胖，问我们是否在科隆大学读书。朋友们指了指我："只有她是本地人。"老板问我想不想晚上来作跑堂。正值科隆有博览会，他这里客人多，需要帮忙。一小时八马克，加上小费，是份不错的差事。我立即答应下来 - 一是想什么都试试，二来有些收入也不赖，省得坐吃山空。

好朋友一离开科隆，我当晚就去报到。从六点到十一点，马不停蹄，回到学生宿舍腰酸背痛。第二天就不那么手忙脚乱了。复杂的菜名不需要熟记于心，反正有编号；酒水的知识也有限，不是酒吧，不需调拌鸡尾酒。客人友好而文明，没有大声喧哗的，也没有酗酒生事的。一天晚上来了细高挑儿的中年男子。他点了一份南斯拉夫特色的小香肠，要了两杯啤酒。那天晚上客人不多，我一从他身边经过，他就和我聊上一句。问我从哪里来，在这里做什么，学什么专业。他是做手工玩具的，随手拿出一个牵线木偶，把线向下一拉，木偶就上移，动作一加快，木偶上窜下跳，手臂和双腿一张一合，特别滑稽。他一直坐到餐馆打烊。结账的时候，他的消费不到20马克，竟给了我五马克的小费，并执意把我送到学生宿舍。到了宿舍门口，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木偶："这个送给你。祝你在德国一切顺利。"正是这样朴实而善良的德国人给在异国他乡孤军奋战的我带来了温暖和勇气。跑堂的生涯在一个星期之后嘎然而止，原因是老板不小心暴露了雇佣我的真实意图。

第二份零工的技术含量与跑堂不相上下。我的男友克里斯蒂安当时在一家五星级宾馆当门房：穿着神气的制服站在酒店大门口，面带微笑地为客人开门，为客人准备好行李车，把箱子送到客人的房间，当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祝客人逗留愉快时接受他不经意递过来的小费。克里斯蒂安说这家酒店正在招收打扫房间的清洁工，问我是否想去试试。

劳动人民之间一点儿都不团结

就这样，我混入劳动人民的队伍。克里斯蒂安说每小时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客人一般在枕头下面给打扫卫生的准备了小费，住五星宾馆的出手大方，几天下来，也是个数目。可是房间打扫了几十个，却连小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与我一起干活儿的是个泰国女人，她总是在房间马上收拾完毕的时候去开下一个房间的门，原来是为了独吞小费。

下一个不愉快接踵而至：我为了省事一下买了三十马克的饭票，下班时忘在了工作服里。第二天去换衣间，工作服连带饭票都不翼而飞。一气之下，我辞了这份工作，算起来当清洁工的时间也是一周。我虽然知道不能以偏概全，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一下冷却了许多。不过直到今天，我将被子装入被套的动作仍然娴熟而专业。

第三份工作也是自己找上门来。一位中国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布伦瑞克为三名来自东北的工程师当翻译，总共八天（其中周末两天休息），报酬3000马克。对生活节俭的大学生来说，这笔钱几乎够花一年的。我打开德国地图：布伦瑞克在哈尔茨山附近，诗人莱辛和海涅都在那里留下了足迹。这意味着，除了丰厚的报酬，我还可能得到精神食粮。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翻译比装被套得心应手

三名工程师所在的工厂从布伦瑞克的一家公司买了几台电子秤。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学习操作。三位同胞保留了随地吐痰的习惯。他们每隔几分钟就"喉-呸"，引起附近德国人惊恐的目光。每到这时候，我就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下去。公司派了一位小伙子陪同我们。他一见面就向我伸出手："我姓施密特，你可以叫我拉尔夫。很高兴这几天为你们效劳。"拉尔夫看上去二十七、八岁，浅黄色的头发，中等身材，看上去十分厚道。第二天他悄悄对我说："我们公司都传开了，一个漂亮又文雅的女翻译陪着三个不那么文雅的中国人。"我苦笑了一下，不知该谢谢他的恭维还是该为我的同胞抱歉。拉尔夫问我周末有什么安排，我说想去哈尔茨山，寻踪海涅；还想去Wolfenbüttel，参观莱辛故居。拉尔夫满怀期待地说：让我当你的司机好吗？"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拉尔夫高兴地跳起来。

拉尔夫顺着海涅当年的足迹设计了旅游路线，在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和充实的文化活动之间，拉尔夫还给了我了解民情的机会。原来他姑姑过生日，不去不合适。拉尔夫说："我们去一个小时，吃块蛋糕，正好你可以看看真正普通德国人的家庭是什么样子。"这位姑姑住在布伦瑞克附近的乡下，她端详了我半天问：你从哪儿来呀？""中国。""中国是日本吗？"对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如何作答。

八天过后，我拿不准三位工程师是否掌握了电子秤的操作。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拉尔夫向我招手、飞吻，泪水汩汩冒出，顾不上擦。瞬时间，我有些自责，明明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爱上他，是否就不应该接受他的盛情呢？我真心希望他不久之后将接待下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并希望代表团带来一个漂亮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