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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融入史:德语梦

2019年2月3日

张丹红利用假期做翻译和导游,德语口语大有长进。不过回到大学之后,讲德语的机会又几乎降至零。她感到十分苦恼。

Zhang Danhong Portrait
作者张丹红图像来源: vvg-koeln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7年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站在广州一酒店门口,向大巴上的德国旅游团挥手告别。团里那个一路让我操心的大男孩儿透过车窗盯着我,任凭泪珠滚落。头天晚上他请我去舞厅,我没答应。说心里话,在警察局陪了他一天,晚上我没有兴趣再见到他了。不过现在看到他的眼泪,我仍然有些感动。对团里其他朝夕相处20天的德国人,我就更是依依不舍。

用德语思维和做梦

这三个星期不停地讲德语,渐渐地,开口之前脑子里从中文到德文的翻译过程消失了。讲话的时候不再是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汇,那些德语单词好像已经在嘴边排好了队,我一张嘴,它们就自己往外冒。这意味着,我向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大大靠近了一步。

鸟瞰广州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Prisma

回到父母家,我疲惫地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妈妈摇着我的手臂说:"你刚刚叽里咕噜说梦话,我一个字都没懂。"我禁不住笑了:生平第一次用德语做了一场梦!

我想把这一飞跃带入随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不急于离开象牙塔。毕竟歌德和海涅对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机床。

海涅研讨会:一项真正的挑战

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果然成为海涅的学期。我的导师张玉书为纪念海涅冥诞190周年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地的日耳曼学者接受他的邀请来到北大。我除了负责接待以外,还得到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要张玉书教授上台,我就要跟在后面,之后站到他旁边,他说中文,我就翻译成德语,反之亦然。

每天晚上筋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到床上,我有时想:为什么我的导师不能再等十年,等海涅冥诞200周年的时候再举办国际研讨会,那时我的德语或许也会像张教授的德语那样考究而优雅。对了,他的德语功夫据自己说是文革期间在牛棚里练就的。

不过,研讨会这样的锻炼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刺激出大量肾上腺素,加速血液流通,提高反应能力。一次会议休息时,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德语界前辈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德国文学专家之一。"

失落和无奈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前辈的预言不会成真。海涅研讨会结束之后,研究生学业重回常态。这意味着:老师讲课,我们听课,很少讲德语的机会。在结识了几十个真实存在的德国人后,我不想再面壁练习口语。旅游团患难与共的德国男孩子给我写来几十页的情书。破译他的笔迹虽然也要花费一些功夫,但这也替代不了口语。

诗人海涅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akg-images

我当时唯一的德语对话伙伴是奥托-沃尔夫公司的瑞先生。他曾经在一个博览会上给我上了一个工业机械速成班。读研期间,我时不时去奥托-沃尔夫驻京办事处坐一坐,和瑞先生及其同事聊聊天。我谈到我的无奈,感觉德语在原地踏步。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眼看快到终点却不能冲刺的运动员。"那你为什么不去德国呢?"瑞先生很认真地问,好像这是天底下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到宿舍我还在想着瑞先生的那句话。不行,我不能现在去德国,因为这意味着我将主动放弃一位知名德国文学专家得意门生的地位,放弃经过严格考试打拼来的中国精英大学的研究生位置。别人会认为我发疯了。我看着张贴门上的海涅"罗蕾莱"诗句(海涅研讨会的纪念)发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我并没有悲伤,但是很躁动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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