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写下这两个字让我颇费踌躇，它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称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的名称。但是当我在头脑里面对这本书的可能读者时，会浮现我在波士顿经历的场面。那是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藏人、蒙古人、台湾人，还有大陆汉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维吾尔人代表，该到场的肯定不能算完整。当会议已经开始，才有一位维吾尔人从德国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向与会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参加会议。

新疆……一旦进入某种场合，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只要谈那片广阔土地上的事，总得用一个名称。最终我还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即使是东土人士谈具体话题也难避免用“新疆”），其实也能让双方都从中各取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用这么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仅为说明选择地名的困难，而是想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没有在新疆入狱，那写作应该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书也会在几年前就已问世。不过那样写出的书一定和这本不一样。它会像《天葬》有个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临下地概述，力图包容新疆问题的全貌。但是当我被关进新疆的监狱，被勒令从此不可再触碰任何官方资料，使我不得不放弃框架式的写作。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

官方数据内。没有官方资料，框架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却可以算作一种成全。入狱使我更深地进入了新疆的情景。当我准备继续写这本书时，已经变得踌躇渐多，不再觉得有资格搭建框架和居高临下地概述，更不敢轻易给出结论。入狱是这变化的转折点。当监狱之门在我身后锒铛上锁，进入新疆的另一道门却悄然打开。那道门内的新疆不再是文件、书本和信息中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血肉、情感乃至体温。我与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此有了脉络相通、呼吸与共的感觉。

于是，我不再为缺少官方信息而遗憾，也不再认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写新疆，重要的不在罗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展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这无疑非常困难。不错，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你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虽然花费很多时间，耗费不少资财，但却比看见一个维吾尔人的内心要容易。可以说，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我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有权看文件，了解机密，见的人广，到的地方多，却唯一做不到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对此，海外维吾尔人的发言并非可以全部弥补。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内心想什么。在我看来，能听到一个维吾尔人的心里话，绝对胜过读一百本外人写新疆的书。

如果没有新疆入狱，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穆合塔尔是我的同牢狱友。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不同时间所写，但都和穆合塔尔有关。第一部分是我离开监狱后的追忆，记录了我被捕经历，包括与穆合塔尔的相识。

第二部分是我出狱后四次重返新疆的经历，是根据当时的旅行日记编写。四次我都和穆合塔尔见了面。新疆对我的吸引，穆合塔尔已经是主要因素。那四次游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没有机会自己游历新疆的读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尽管走马观花，却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我对穆合塔尔的访谈。那是按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除了理顺口语，基本保持原貌。你会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倾听一位维吾尔人敞开心扉。那席话将会带你直接进入新疆问题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对新疆问题的思考。写在我给穆合塔尔的信中。虽然被放在书的最后，却不是结论。本来计划等待穆合塔尔回应，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书。但是关系到维吾尔民族命运的话题，光靠写几封信是不够的，需要由穆合塔尔写出自己的书。

我为此书致谢的人可以开出长长名单，然而还是像以往在中国境外出书一样—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公开。我只能心怀感激，默念名单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穆合塔尔。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显而易见，那不能让需要防范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让对他无害的读者不知道他是谁。从这个角度，公开他的名字不会更有害，也许还能对他多一点保护。

不过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这样做不会是一个错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梦见，我和穆合塔尔又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恐惧，没有忧伤，好像那就是该有的命运，只是安静相对，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