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我很想知道捐赠者是谁"，黄晓燕（音）是一名38岁来自台州的农民，她刚刚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在杭州的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病房里，她的丈夫陪伴在身边。跟记者交谈的时候，黄晓燕还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以防止空气中的病原体进入体内引起感染。如果没有接受移植，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医院对于器官捐赠者的信息原则上是保密的。不过，如果患者强烈要求的话，医生还是会稍微透露一些："是一个在车祸中意外死亡的人。……家属表示，愿意捐出死者的肝脏。" 就这样，黄晓燕通过一个新的器官分配网络系统得到了这枚救命的肝脏，该系统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分配调拨了大约650枚捐赠人体器官。

通过短信获得器官

这个网络的建立始于2009年，最初只是一个试验项目。中国专家对15个国家的器官捐献体系进行了调研，最后设计出一个试行方案。2011年4月，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开始联网试用。一旦出现可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该系统即可通过一个复杂的分配方案，按照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已等待时间和距离远近来寻找合适的接受移植病人。

当年4月之内，该网络系统就成功分配了首例器官移植。在系统内登记注册的病人及其治疗医院会得到系统自动发送的手机短信，被告知可以得到用于移植的器官。患者和院方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决定是否接受移植，否则该器官将被分配给等候名单上的下一位患者。

中国希望通过这种以患者为导向的分配系统，来大力遏制到目前为止备受争议的现象，即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中国非常急缺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而死刑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虽然北京总对每年执行死刑人数讳莫如深，但根据估测，目前这一数字已经比过去至少减半，降低到每年3000人左右。目前有关部门对死刑犯捐赠器官采取了严格控制，从2007年起，只有死刑犯本人及其家属事先同意，才能在行刑之后摘取犯人器官用于移植。

此外，非法器官买卖也得到了更为严厉的打击，这就更加剧了器官紧缺的状况。中国人捐献器官的热情不是很高，这也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主要是过去没有一个运行有效的器官移植体系，以至于人们担心自己死后捐献的器官遭到滥用。

系统不知道谁是富翁高官，谁是平民百姓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与权力分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指出，"医院无权提交获取捐赠器官的申请。"这位器官移植专家曾在美国留学，同时也担任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

"只有这个系统可以决定，谁能够得到哪个器官"，王海波肯定地表示，责任分配规定的非常明确，"分配器官就等于分配生命。"因此，一切必须"公开、透明、公平"进行，否则民众就不会接受这个体系。

系统并不知晓哪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有钱，哪个没钱，哪个是高官，哪个是农民。系统数据处理专业人员蒋文诗（音）介绍道，"它不收集有关患者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或者工作职位的信息。系统不知道某个患者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公民。"

通常情况下，一次器官移植手术大概需要花费10万到2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需要加上3万到5万元的器官摘取费用以及术后治疗费用。黄晓燕的丈夫从亲戚朋友各处凑钱："我们为了给她救命，已经花掉了所有的积蓄。"

艰难目标：摆脱对死刑犯器官的依赖

目前有164家医院与该系统联网。未来这一数量将增加到300家。王海波表示，中国卫生部将"很快"决定，未来所有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都只能通过这个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获得器官。为此，每家医院都必须启动自己的器官捐赠系统并进行相应的宣传工作，这样如果在自己的医院里有病患被宣布心脏死亡或者脑死亡之后，也可以将捐赠的器官提供出来。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这个系统是坚决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王海波表示，"医院如果接受了死刑犯器官，就不能获得与系统联网的许可证。"他一再强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零容忍"，不能有任何例外。不过，目前还很难确定，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有关部门已经要求各级医院停止与死刑执行场之间的合作。"政策是很明晰的：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使用死刑犯的器官。"

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是黄晓燕对此肯定是支持的："能有这么个好心人把器官捐给我，真的让我非常感动。"这位38岁的农民坦言，自己过去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捐献器官--直到自己因此而获得了新生。"我也会鼓励其他人去捐献器官。"

来源：德新社 编译：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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