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四(11月28日)研讨会的一开始，立场偏向泛民主派的香港立法会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议员莫乃光首先简要介绍了香港当前的局势。他认为，香港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局迟迟没有兑现1997年主权移交前的民主改革承诺。"1997年7月1日前，如果在香港街头问市民'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的真正普选'，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很有信心地说，大概再过十年，最多不超过十五年。可是，二十二年过去了，双普选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莫乃光也谈到了当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指出这是一个让北京当局颇没面子的政治举动，因此中国外交部高调抗议"十分正常"。随后，主持研讨会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出版部主任魏乐佳(Claudia Wessling)问道，这样的政治行动到底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莫乃光回应说，香港泛民派或者反对派人士往年与北京高层尚有一定的沟通渠道，而现在这些渠道都被切断了，这导致了香港的年轻人现在普遍认为：如果现在放弃抗争，就将永远地丧失推动改革的机会。"在这般近乎绝望的情绪下，一切国际施压都不会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现在需要尝试一切，我们香港人也会珍视一切国际支援。"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总裁、荷兰汉学家彭轲(Frank Pieke)则指出，不论中方对这部主要具有象征意义的法案进行怎样激烈的反应，北京都"不得不在香港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而对于陷入僵局的香港局势而言，这些改变总体而言将会是"有益于香港的"。但是，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全方位较量中，双方的赌注都上升了不少。我担心，被作为赌注的香港，也许会成为中美两国的牺牲品。最近我在香港接触的不同派别的政界高层人士也都有着类似的担忧，他们都不知道香港的前路究竟如何。"

香港的重要性不能用GDP衡量

而就香港的经济前景，已经在港居住十几年的西班牙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ía-Herrero)则强调，尽管香港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多年来不断下滑，但是"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绝对不能用GDP来衡量"。担任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师的她指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短期内无法被替代，因为它依然是中国的资本进出口枢纽，中国向境外流出的资本有70%都需要经过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阿里巴巴本周在港股上市"也说明了除了香港别无选择"。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经济学者曾林(Max Zenglein)认为，中国在金融领域推动改革已有二十多年，之所以至今依然高度依赖香港，是因为"中国在法治、货币、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内地的金融体系仍然不够开放，受政治的影响非常大，这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对内地、香港金融体系的信任"。

在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的艾西亚补充说，投资者的信任不仅仅与经济体系本身攸关，也关乎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等政治因素："西方企业的员工，是否会愿意被派驻到一个言论自由受限、推特也不能正常访问的城市？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政治反噬经济

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此时插话说，对于普通的香港市民而言，他们最关心的并非是香港经济的未来，而是香港的未来。他还指出，政治因素不仅仅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决策，也影响香港本土人才的抉择："比如政府大力宣传的粤港澳大湾区项目，愿意接受自由受限的那部分香港人早就已经去了，那里能追求更好的经济前途；而留在香港的人，相对地都更加重视自由。"

莫乃光指出，在香港科技界，大多数的年轻人才都对政治自由权利相当看重，"许多人甚至会在午休时出来参与附近的快闪堵路行动，设置完路障后立刻又回去上班。他们有着体面的、收入不菲的工作，因此港府试图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经济矛盾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位立场偏向泛民主派的议员担心，长此以往，随着香港政治生态的逐渐恶化，年轻人才将会外流。"所以说，不仅仅经济会影响政治，政治也会影响经济。"

经济学家艾西亚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她以自己的学生为例，指出许多香港年轻人最近都萌生了移居国外的想法，"在充满政治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不仅仅境外对港投资会放缓，香港本地也会出现影响深远的人才断层。而除了当前的抗议浪潮，香港最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依然在于：2047年后究竟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