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跳转至内容
  2. 跳转至主菜单
  3. 跳转到更多DW网站

政治学者严家其谈美国的“六四”纪念活动

2009年6月8日

严家其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政治学者,早在1979年就曾经提出过“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并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时间发生后,严家其流亡海外,并曾担任“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旅居美国的严家其,请他谈谈美国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的情况。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的北京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dpa

德国之声: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在美国的民运人士成立了"六·四纪念委员会"。该委员会计划了很多倡议,包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在"六·四"当天所有人都穿白衣服来悼念死难者,确定每年的四月二十七号是中国的民主节,以及公布"六·四"事件的民间白皮书。"六·四"过去几天了,从您亲身经历来看,美国方面的纪念活动您有什么亲身感觉?


严家其:我参加了一部分活动。这两天实际上在纽约华人中的纪念活动很多。六月四号11点钟,两个朋友开车把我带到华盛顿国会山前面,见到了王丹、柴玲还有方政。我们到主席台上表达了我们纪念"六·四"的心意。六月四号中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到场。王丹他们因为去参加别的会了,所以那天由杨建利主持。当时有我、柴玲,还有几位新疆和西藏的朋友。佩洛希议长发表了讲话,我也发表了讲话。为了去那边讲话,六月三号晚上我实际上没有睡好。我老想我该怎么讲。我想这么一个纪念活动是很重要的,我要讲的好一点。所以很糟糕的是那天我就没睡好,第二天都是让朋友帮我开的车。但临时让我讲话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晚上想的都不能在会上讲,当时就鼓足勇气随口在会上发表了一段演说。在那种场面,话要讲好,实际上主要是勇气和责任。


德国之声:您当时是怎么讲的呢?


严家其:我上台后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今天,我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典礼的地方,悼念"六·四",悼念"六·四"的死难者。我在国会山上悼念"六·四",一方面心情非常悲痛,另一方面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美国政府的长期稳定,以及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第一,美国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第二,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中法律的限制;第三,美国人民的权力受到宪法中法律的保障。但在今天我们的祖国,就在今天,"天安门母亲"要表达她们悲痛的权利都不可能。她们没有公开表达她们悲痛的权利。我的祖国怎么可能获得长期的政治稳定?连这种权利都要剥夺。我的祖国怎么可能在21世纪强大起来?"


我后来想到,任何一个好的讲话,一定要从心里面讲出来。所以我现在想到,现在中国的国家主席每一次讲话都是书面语言。那个书面语言发表在《人民日报》当然很好,但它缺少从心里面冒出来的感情。领导人实际上要对人民充满感情,才可能使我们的祖国强大起来。如果光凭理性,每句话都没有问题,但这样去做事情是做不好的。我想到,在我们的中国,他们在"六·四"爆发的时候,那么胆小那么怕人民,怎么能使我们国家得到安定呢?那天我还讲了这话,明明是场大屠杀,居然被中国说成反革命暴乱。六月四号发生的这件事情,关系到最高权力的更迭,关系到江泽民的上台和赵紫阳的下台。为了这么一件"大事",让赵紫阳和"天安门母亲"受这么大的冤屈。中国的冤假错案不是层出不穷吗?对这样一件事情都没有正义,中国怎么会有正义呢?


德国之声:二十年其实是一代人的年龄。"六·四"之后的这一代其实都慢慢地长大成人了。由于中国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可以说中国很多人都没办法来知道这件事情。您刚才提到中国"表面的强大",经济实力的提高,很多人都比较重视物质享受,对于政治非常漠然。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觉得自己是充满乐观情绪的吗?


严家其:那当然了,而且最近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它在政治民主化前有一段这样的时期。我举个简单例子,法国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六十年代--也差不多有二十年--也处于这种情况。经济高速发展,而且是法国工业革命时代,法国的非政治领域的自由化也是空前的,非常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却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种情况到了普法战争时就慢慢改变过来了。中国现在这种情况,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经济和生活领域的自由化,同政治专制主义是并行的。为什么我有信心?因为这种东西从一个大的方面来看,要突破它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愚蠢的是这些领导人听不到这些声音,听不到全世界愤怒的呼声。现在大家很愤怒,因为二十年了都不能改变。在二十年以前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大家主要的愤怒都是李鹏、邓小平的大屠杀。现在的愤怒就是除了是对二十年前大屠杀的悲哀痛苦的流露,还有对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木头一样地无动于衷感到愤怒。这个声音以前我是看不到的。这个愤怒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所能解决的。不要说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是各省领导人、各县领导人,他们这样对人民,但人民怎么能这样呢?人民的情绪需要得到宣泄,得到表达,需要新闻自由,需要公正。


德国之声:赵紫阳已经去世多年。在今年"六·四"有件事情也引起媒体的关注:赵紫阳的一个生前录音讲话被整理成书出版了。不知道您是否看了这本书?


严家其:这本书内容我知道,但原件我还没收到。基本内容我都知道而且非常地了解。


德国之声:您怎么来评价这本书还有看它出版的这个时机呢?


严家其:我认为这个时机很好。赵紫阳的遗言是,他要出版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这本书。死后二十年出版,二十五年出版,和十八十九年出版是一样的。他把他的想法传播到全世界来。而现在在美国已经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它有英文版,全世界都知道。它把整个"六·四"事件都摊在阳光之下了。而我们说的"阳光政府",却要极力掩盖"六·四"的真相。这当然不可能的。赵紫阳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每个角落,而中国看不到这点,以为可以掩盖,要所谓的"安定"。中国共产党有些人的做法是非常自私自利的,完全考虑个人权力地位。邓小平1979年搞改革开放,他不是自私自利,是想挽救这个党,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但是"六·四"大屠杀,邓小平考虑的就是个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是考虑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中国的前途。对于这个事情,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老关心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个国家搞不好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里边,我相信还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我感到今天的中国连周恩来那点风度都没有。周恩来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谈笑风生地接见外宾,谈笑风生地同中国的儿童、农民工谈话。我感到他们就没有这种本质。中国共产党的今天领导人,应该把赵紫阳、胡耀邦当作他们的典范好好学习。他们不是别的人,都是党的总书记。我看到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我想,赵紫阳的冤假错案,胡耀邦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冤假错案,这三件事都要翻过来,让历史有个公正的评价。

采访记者:石涛

责编:乐然

跳转至下一栏 浏览更多相关内容
跳转至下一栏 DW热门报道

DW热门报道

跳转至下一栏 更多DW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