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知识分子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们看到，现有的政治体制限制了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政府所期望的变革仍然大多从上至下通过指示和命令来贯彻，结果是有的得到执行，有的不予理会。这样，政治越来越腐败，并受到党内各个利益集团的操纵。

所以，著名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二月份在理论刊物‘炎黄春秋’上撰文，要求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否则无法清除党内腐败，中国无法民主化。也就是说，无法救中国。他与北京政法大学校长都主张承认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垄断解释权。他们警告说，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中的独裁。他们都认为，直到国家最高机构，都应实行直接选举，应该实行独立司法和媒体自由。

在以调查式新闻著名的周刊‘南方周末’中，要求法制和守法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无论地位、名称和职位如何，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中国人在私下谈话时，也一再表达了对政治透明和民主话语权的愿望。过去几年，中国社会大大增强了多重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它们寻求表达政治看法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保留的思想家

法兰克福汇报回顾了五十年前中国那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文章认为，与当年相比，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不再敢于诤言：

“ 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多元化和国际化。面对国家的限制，他们在自己的内心划定了思想禁区。即使那些冒着极大个人风险、敢于指出诸如农村或司法中具体弊病的人也不会去触及围绕党的垄断统治权而建立的范围。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有保留的思想家。

今天中国如果出现动荡，除了个别作家和律师以外，大学生或作为阶层的知识分子不会再次成为源头。显然，1957年、1966年和1989年的冲击波太大了，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手段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如果说，1989年之前改造的模式是下放农村，此后则采用扔入‘海’中的做法，也就是把知识分子投入市场，这一着棋看起来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