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斯皮尔伯格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加更多压力，敦促其制止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西方人权组织批评中国阻挠国际社会对苏丹采取制裁，从而纵容了苏丹政府在国内侵犯人权的行径，同时还向苏丹出售武器。斯皮尔伯格表示，如果中国方面在对苏丹的政策上不作出改变，他可能结束与北京奥运会的合作。

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二次致信胡锦涛。第一次是在今年4月，当时他的好莱坞同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曾警告，如果这位大导演为08奥运做宣传，有可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的里芬施塔尔。后者是德国30年代著名导演兼摄影家，曾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大型记录片，被批评通过艺术为纳粹的意识形态作宣传。

这一指责无论对斯皮尔伯格还是对中国都十分尖锐。尤其是将人权问题与奥运会挂钩，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非洲问题专家王洪一认为，在米亚•法罗、乔治.克鲁尼等好莱坞明星为结束达尔富尔的人道灾难大声疾呼的同时，中国与苏丹的外交接触变得频繁，苏丹问题似乎出现了转机。4月初，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作为特使出使苏丹，敦促其接受联合国维和干预。不久后，苏丹同意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地区。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苏丹问题专家韦伯女士也认为，可以明显观察到苏丹问题的新发展。她说：“中国的批评态度更加明显，因为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同时中国不希望让这一问题给奥运会带来麻烦。中国的一系列外交努力，尤其是最后一次高层会谈后，苏丹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作出了积极回应。”

但西方人权组织认为，苏丹政府的新立场仍不足以改变达尔富尔的现状，并希望中国作出更多行动。中国是苏丹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苏丹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被运往中国。中国还在苏丹进行了大量投资。韦伯女士认为，鉴于两国密切的经济合作与往来，中国的确能够向苏丹进一步施加影响，不过，她也认为，“多种因素决定，对中国与苏丹的互动关系不能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中国本身的人权状况并不值得夸耀，因此不能期待一个本国人权问题饱受指责的国家去批评另一个政府侵犯人权。”

斯皮尔伯格作为奥运会的艺术顾问，并没有承担具体的职责，但他的名人效应就是北京奥运的一块招牌。斯皮尔伯格的发言人表示，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就是否继续与北京奥运的合作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