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认真探讨东亚问题

五月底的德国，阴霾渐去，初夏欣至。波鸿大学东亚系的研讨会场挤满了希望读史鉴今的学者学生和热心听众。刚刚结束二战60周年的深刻反省，他们又进入一场同样因二战历史而发的东亚新冲突的讨论。记者观察到，现场六、七十名听众中，有近十张东亚面孔。参与发言的众人中，没有声明是来自日本的。

长达两小时的讨论会由学者发言和听众讨论两部分组成。重点的前一部分由邀请来的学者和专家发言，发言人分别有：

埃伯特， 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研究

辜学武教授，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研究

堪姆皮特博士，德国驻东京大使馆

克雷纳教授，波鸿大学东亚经济研究

克罗特博士，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李恩政博士，哈勒大学政治学讲师

马梯亚斯教授，波鸿大学日本历史研究

马梯亚斯教授：少量教科书引发大规模抗议潮，发人深思

女学者马梯亚斯教授主持了讨论会。她首先从数据上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数量上绝对占小部分的教科书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她举出统计数据，引发争议的教科书是由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属下出版社出版，在绝对数量上是很微小的。但就是这个小火星，引发了中韩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潮并升级成东亚冲突。

马梯亚斯教授由此分析了日本战后的民族心理发展。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由于在世界经济上的影响力日盛，希望在政治上也渐渐挤入世界主流。因此日本十分敏感二战历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反映在重视书籍和媒体报道中的二战历史以及日本的形象。马梯亚斯教授认为，教科书事件也透露出日本新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国际上，新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崛起。”马梯亚斯得出更深刻的结论，并表示此情堪忧。

堪姆皮特博士：日本没有大屠杀纪念碑，原子弹让日本人获得了心理上的释放

受艾勃特基金会赞助、在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多年的堪姆皮特博士则对日本战后的民族心理进行纵深剖析。

堪姆皮特博士比较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历史反省的态度，德国是绝无仅有地彻底反省二战，而相对其他国家比如日本，这方面远没有德国来得深刻和全面。“比如说，日本没有屠杀纪念碑。日本当然尝试过其他方式的对侵略战争的道歉和赔偿，但是没有屠杀纪念碑。而屠杀纪念碑是对上述历史问题反省的另一种形式，更多是心理上的。”

“当然，我们不能进行如此简单的比较。”堪姆皮特博士分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面临的不同压力：“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必须对她侵犯过的邻国有所作为，有所交代。而且德国一直存在于与周边密切合作的历史当中，迫切地需要与欧洲获得理解和共识。而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日本是个孤立的岛国，战后日本天皇也没有因此被废除。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的保守势力得以残存并继续发生作用。”

堪姆皮特博士认为，美国的纵容也使得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得以区别归类，那就是日本不是战争的主犯（Täter），而是同谋(Alliierter)。在上述种种历史原因下，日本对过去、对战争责任的态度，更多的不是去理解（verstehen），而是去忽视（ignorieren）。

另外，堪姆皮特博士认为，日本人在战争末期遭受了原子弹的沉重打击，因此也自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或多或少使日本人得到心理上的释然。而对深受其害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健忘”却无法释怀。

解决东亚争端应借助于国际社会

哈勒大学讲师、韩国裔女博士李恩政向听众描述了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当今，日本人与韩国人在文化上愈发融合，但对历史的态度上却依然难以磨合。在最近的调查表明，韩国人憎恨日本情绪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再加上韩日之间的竹岛之争，让韩国人对日本的历史观产生了怀疑。

在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系执教的华人学者辜学武教授以东亚局内人观点，分析文化相近的中日两国为何反而难以相互理解。“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在道德上出了问题。但是日本人则以中国非民主政体为由从根本上怀疑了中国人的合理要求。”他认为：“目前的中日之争不只是权力斗争，掺杂其中的是中日对二战历史的极大反差，即日本对历史的遗忘（Vergessenheit），以及中国对历史的狂热(Besessenheit)。”

辜学武教授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感觉，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冲突问题，因此，解决东亚问题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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