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此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表示在华外国人数已经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80多万减少到了去年底的40多万，在今年夏天将继续减少一半至20万。此外，有4月的非官方民调也显示在上海的外国人有一半表示计划马上离开中国，另有37%的人将根据未来的发展形势做出决定。以下是八位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几乎无一例外的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封城而改变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 

Matthieu，47岁，法国 

Matthieu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过去四年一直在上海从事工业材料回收的工作。他还在上海，但计划今年离开。 

“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刚回到了欧洲。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感觉到上海夏天以前都不会恢复正常。我们的两个女儿都不到六岁。她们无法上学，无法出门和朋友们玩，更有可能如果感染成了阳性会被带走。最后一点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红线。虽然很多国家都采取过封城防疫的措施，但这次上海的措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于离开上海，我感到很伤心。我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差不多半辈子，这里有很多我以后会朝思暮想的朋友们，但是我必须坦率的说，经过这次封城，我不认为上海能够回到从前。首先，封城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其次，很多外国侨民都会离开。最后，我认为之后的经济形势会很糟糕，不光是我从事的工业行业，还有很多直接受到冲击的小微企业。 

2020年时，中国的防疫政策很奏效，我们外国人也觉得在中国很安全，生活也能维持正常，虽然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跨境旅游，但是这次的上海封城已经证明了‘零容忍’政策有它的局限性。我觉得我已经遵守了我可以遵守的一切中国特色法律，但这次我无法继续容忍了。 

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看到中国在不断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但是之前我们都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而已，这次的上海封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今后可能会发生的更多事情。 

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没有任何的恶感。我非常热爱我的朋友和邻居们。他们在封控期间纷纷向我们伸出援手，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说的是，这次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我们外国人，本地人也一样。但是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有说走就走的选择。” 

Plamen，39岁，保加利亚 

“2011年我带着我的商业计划雄心勃勃来到上海，立刻被这座充满活力和商机的国际大都市所吸引了。十年后，我拥有了一家食品进出口公司，在这里成了家，并与我的中国妻子生了一儿一女。直到疫情爆发前，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都非常幸福。而现在，我们每天只是在为生存而活着，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能满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让我们身体和精神都不要垮掉。 

我和妻子决定今年八月就离开上海，移居法国。我们的女儿今年九月就要上小学了。我们认为到时候上海的外籍教师资源将非常稀少，而且目前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核心价值观变得让人越来越担心。我们同时也担心中国的国门不会打开，使国际旅行变得更不可能。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疫情过程中，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是做食品进出口的，由于各种防疫要求我们的生意很难做，而且将来中国市场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对于离开，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在上海封城期间所发生的的各种极其不人道的事件，譬如阳性感染者遭到的对待，孩子与家长的被迫分离，宠物的被虐待和独家老人因为得不到救助和物资惨死家中等等，都让我感觉异常的愤怒和失望。但另外一方面，我对能回到欧洲，探望家人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感到很兴奋。 

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上海再也不会是以前的那个上海了。上海曾经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窗口。现在外国人都离开了，这座窗口还会存在吗？封城后的阴影会笼罩上海很久，让它受损的开放、包容、前卫的形象很难恢复。也许以后我还会来出差，但是我再也不会住在上海了。” 

Gorkem, 35岁，土耳其 

Gorkem在上海从事国际物流行业已经十年。 

“封城和坐牢没有差别。整件事情中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看到上海人民因为物资匮乏所遭受的苦痛，我感到很可怕。这次的事件不公正，不合理，侵犯基本人权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让我尤其无法理解的是，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在防疫方面也充满成功经验，本该更有能力更好的应对疫情，但为什么在这次封城中可以如此不讲科学，对经济和人权产生那么大的破坏？ 

虽然我也担心我自己的基本生活供应，但我更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的人群。他们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何继续生活？我想很多人会因为饥饿而死，而不是病毒。 

我目前还没有离开的计划，但是我觉得我会尽早离开。对于上海的未来，我认为她将永远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也将永远吸引外资、出口和物流。她的地位不会一夜间就消失，但是国际资本需要看到的是稳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他们在中国投资建厂建仓库不是为了时时刻刻都要被关停的。所以外资的撤离是必然的。” 

Matina， 34岁，希腊 

Matina是个工程师，曾在中国多地服务当地的船舶制造企业。她在五月初临时决定离开上海，回到了希腊。 

“在封城一个月后，我意识到解封遥遥无期，每天想到一旦感染成阳性就会被带去隔离，我就觉得如梦魇一般。做出决定是一个痛苦和充满压力的过程。虽然我感觉很失望，但是我提醒自己回国后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安全，能看到已经两年半没看到的家人和朋友，我就会感觉好起来。 

我从没想到过我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中国，连对朋友道别的机会也没有。对我来说，这将永远是一个遗憾。 

整个回国的准备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决定哪些东西带走，哪些东西留下。我当时就知道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所以选择过程尤其谨慎费时又充满痛苦。 

在去机场前几个小时等车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非常的沮丧。当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当我最终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 

刚回到希腊，我有些不太适应。希腊人早已把新冠病毒当做不存在了，所有的地方都是挤满了人。 

我现在充满了困惑。我不知道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一方面，我很想念上海，我的朋友们和我在那里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我计划在希腊找到工作，留在国内。因为我觉得上海的管控措施近期内都不会改变。 

对上海的未来，我充满了悲观。我不相信上海还能回到从前。即使某天防疫政策取消了，所有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已经走光了。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马上要离开了。也许有一天，如果我在希腊找不到工作，中国又开放了，我还会考虑回到上海。 ”

Milad，41岁，伊朗 

Milad是从事工业原材料进出口的，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5年，妻子是上海人，有两个读中学的女儿。 

“前两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全世界都因为疫情深受影响，而中国很快让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这一次封城我们的生活的确很难过，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没法出去见朋友，我的生意也变得很难做，每天也还有很多日常需要的物资我们得不到。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适应新的情况，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觉得不管身处何地，总是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生活也总是要继续的。我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选择离开上海。 

如果哪一天因为大灾大难，生意也做不成了，那时候我才会考虑离开上海。就目前来讲，上海是我的家。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动的大城市，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恢复过来，因为一切都是靠人。我相信上海永远不会丧失她独特的魅力。” 

Maxim，29岁，乌克兰 

Maxim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上海，一呆就是六年，从事过各种行业，现在是一家北欧电气机械部件公司在上海的经销代表。

“对我来讲，封城最难忘的经历是让我尝到了监狱的滋味。我觉得政府非常成功的复制了监狱生活所具备的所有元素：每天早上例行核酸测试，穿着白色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喇叭，一边指着人群一边嘶吼，所有物资必须政府统一集中分配和时不时传出有人被拉去隔离中心的可怕消息。就这样，我们被关了已经两个月了。 

现在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放弃‘清零’政策，也就意味着为了获取他们眼中的‘胜利’，他们可以牺牲从经济到公众利益的所有东西。 

我很难说我能马上离开中国，但是我真的很想今年圣诞节时能和我的家人团聚。如果说以前因为回国再回中国会有隔离和各种既繁琐又昂贵的手续，现在我觉得我出去了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老实说，我觉得离开中国的时候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我2016年刚来那时候的中国了。当时的中国感觉有更多的自由，也可以随时出入国境，我感觉最近两年中国的新常态我很难适应。2020年前上海有很多外国人走，但也有很多新的外国人到来。这两年只有走的，没有来的。我想以后这个趋势会继续。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座很特殊的城市。这里有我的朋友们，也充满了各种变化。我当然希望我以后还能经常来上海看看。“

Sveta，30岁，来自东欧某国 

“我是2019年搬来中国的，为一家欧洲的娱乐业公司工作。一来就碰到了2020年。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气泡里，与世界隔绝，然后慢慢的气泡变成了龙卷风，现在我们甚至与现实隔绝，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和我们所知的科学知识背道而驰。 

每一天我都会觉得，今天我听到和看到了最愚蠢的政策和规定，然而第二天我竟然能听到和看到更愚蠢的政策和规定。自从封城开始以来，每天都有更不逻辑，更不科学的事情在发生。 

我曾经以为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堡垒，各种文化在里面碰撞，激发出各种自由的表达，创造出各种机遇。现在，我意识到从上至下的政策每时每刻都可以让这座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令人极度不适的监狱。 

我选择离开，我感到既伤感又开心，既兴奋又害怕。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经过时间，上海作为一座国际都市的地位还是可以恢复。也许接下去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上海将不再那么国际化，但终有一天她还会开放。中国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我以前总是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回来。我有99%的把握我以后还会回来的。 ”

Alexander,  36岁，保加利亚 

Alexander在上海生活了七年，一直从事金融服务行业。 

“自2020年疫情爆发，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一直是个挑战，主要是因为取得签证变得更困难和出入境非常不便。但至少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还是觉得很安全和稳定。这一切随着这次封城都彻底改变了。不管是从个人还是生意的角度，中国都显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并且机会也在迅速减少。 

在发生了父母与孩子被强迫分离的事件之后，我把我的妻子和儿子送回了国。据我了解，对很多外国家庭来说，他们和我们想的一样，都因为这件事情把孩子先送回了国。 现在我一个人在中国，我还会待多久，要看生意上的形势。我有预感，我有50%的可能今年也会离开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形势一直不太好，但这次封城是雪上加霜。 

从商业角度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对中国预测的能力。没有信任度的市场是很难有前途的。虽然上海依然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是她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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