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兰德智库（RAND Europe）週四（7月27日）发布研究报告，以卫星传感的“夜间灯光”数据为基础，供外界一窥较少为人知的西藏拘留体系运作。
研究指出，西藏目前至少有79座监狱和拘留中心，几乎每一个城镇和村落都有1座。这些拘留设施多数规模不大，安保层级较低，可能以短期关押用途为主；不过，自2019年起，部分拘留设施的夜间灯光有增加趋势，这种趋势主要集中于安全级别较高的监狱，可能显示西藏对异议人士的关押转向较长期的监禁，而非仅仅是短期拘留，“类似近期在新疆观察到的状况”。
报告里说了什么？
从卫星图像看来，这79座关押机构，大多数（86%）都是2011年之前所兴建。报告指出，过去一般认为西藏的高压治理政策，来自于2011年至2016年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的个人影响力与治理风格；然而，此报告的新证据可能显示，早在陈全国上任、以及2012年的拉萨骚乱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在著手镇压异议人士。
此研究进一步分析“夜间灯光”数据，观察拘留机构的夜间用电状况，藉此判断其是否有扩建、改建或其他使用上的改变。分析结果发现，整体上西藏拘留机构的夜间灯光数据没有显著的变化转折点，显示中国对西藏的关押政策自2010年代起，大致延续至今。不过，若观察不同机构类型，会发现相较于小型的拘留所，大型机构的夜间灯光数据增加趋势较为明显。
夜间灯光数据变化也有区域的差异。报告指出，在2015年至2016年间，夜间灯光的增加现象主要集中在西藏阿里地区，2017年至2018年集中于西藏山南、那曲地区，2019年至2020年集中在首府拉萨。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昌都地区的各拘留机构，夜间灯光数据自2021年起稳定下降。有些未涵盖在此报告内、位于昌都的劳改营和职业培训学校，曾因国际学者的研究而受到国际关注；此报告称，国际关注可能促使此区部分拘留所被关闭，或者减少了运作。
兰德智库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西藏的社会治安防控手法涵盖西藏每一个人，遍及生活所有面向。许多人因从事非暴力抗争，或因持有达赖喇嘛肖像等理由遭到关押。图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4月在印度“小拉萨”地区。图像来源: AFP 资讯不足不等同于没有压迫
在遍及全中国的“维稳”计划之下，中国政府正在对西藏人民实施预防性镇压（preventive repression）。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镇压方式与规模，并不像新疆那样已有许多相关调查；然而，缺乏关于“职业训练中心”等关押机构的证据，“并不代表证明没有压迫”，反而显示深入研究的必要。
“西藏仍然是一个资讯黑洞，任何试著了解这里的安全管控机制的努力，都面臨重重难关。”兰德智库欧洲部门的防务安全专家哈里斯（Ruth Harris）向英国《卫报》表示，外国学者难以获取中国的资讯管道，很多开放的数据也常常是不可靠的。
以英国为总部的人权团体“西藏观察”（Tibet Watch）研究员丹增曲吉（Tenzin Choekyi）向《卫报》指出，要得知西藏拘留机构内的情况可以说是“不可能”。
丹增曲吉补充道，媒体对西藏的报道在过去10年内逐渐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讯的延迟与不流通；与此同时，西藏面臨出入管制，跨越边境赴印度朝圣者也遭到惩罚，且当局常因个别抗争者的行动，而对整个社群展开报复和更强力的监控。
70年前的10月7日，西藏昌都战役打响。由于藏军和解放军之间兵力及战斗力悬殊过大，藏军主力被消灭，这最终也直接导致西藏噶厦 被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
图像来源: Three Lions/Getty Images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的责任。彭德怀收到电报后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进行调查，后来发现从西北入藏难度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结果之后，毛泽东决定，将进军西藏的重任改交给了第二野战军。
中国问题专家威格尔（Oskar Weggel ）描述的昌都战役在阳光普照但却又是寒冷无比的10月的一天爆发。解放军多个师一同向青藏高原进发。
解放军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比起来同藏军之间进行的战斗，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改善极其缺乏的基础设施显然要更困难得多。
农牧社会的西藏原本只拥有极少数适合载重交通通行的现代化公路。图为解放军在西藏修建水泥公路。
图像来源: Xinhua/Imago Images 1950年10月7日，昌都战役在解放军同无论在兵力到装备都明显落于下风的藏军之间展开。近两周后，10月19日，2700名藏兵缴械投降。据记载，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和藏军的伤亡人数分别为114人和180人。昌都战役之后，藏人放弃了武装抵抗。
昌都战役的失利让西藏噶厦政府别无选择。1951年5月23日， 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简称《十七条协议》）。 随后，当时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决定暂不离开西藏，并于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首次在北京拜访毛泽东。当年9月，他以西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象。此后不久西藏起义运动受到镇压，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这之后，文革期间西藏文化遭到大规模破坏，西藏的自治地位也越来越弱。
根据联合国报告，西藏的社会、文化、语言近年持续遭受同化与侵蚀。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3月曾告诉DW，中国政府长年宣称推行汉、藏语“双语教育”政策，却仍不断压缩藏语的教学空间。许多藏族家长被迫将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接受几乎全汉语的教育，把原生家庭与藏族传统隔离开来，形同“西藏最大的集中营”。
藏人行政中央（CTA）司政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曾于今年3月以视讯方式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发出了沉痛警告：“如果中国不改变现行政策，西藏和藏人肯定会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面对西方及流亡藏人的相关指控，中国政府过去多次主张“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要求各界勿“以人权为幌子”干涉。针对西藏寄宿学校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于3月表示这是“恶意抹黑”，声称中方有保障当地孩童权利。
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图像来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出逃看作是一个将他定义为叛徒的绝好机会。一周之前，毛泽东已笔头指示：如果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一起逃跑，“我军一概不要阻拦。”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岁的达赖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来到藏南。
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获得友好的政治庇护后，中印关系更由紧张转为敌对。
西藏的武装力量无法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西藏的险峻地形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国军队必须为进藏修建新的桥梁。直到1954年，从原属西藏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到拉萨的第一条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为回访，达赖喇嘛于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鲁府邸做客，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交谈。
西藏起义之后，许多藏民追随达赖喇嘛，历尽险阻，长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萨政府与北京方面签署《十七条协议》，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会”的改造。作为条件,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改革上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协议也规定西藏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持西藏现行的制度不变。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中国方面加强了中印边境的驻军，并封锁了通往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关口。西藏起义使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印关系一触即发。1959年8月和10月发生在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Kalimpong）举行抗议
从1956年开始，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甚。越来越多的藏人起来反抗汉人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在1954年10月13日召开的首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问题”不能单纯以军事方式得以解决。然而，他低估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错误为1959年爆发的西藏起义埋下了伏笔。
1959年3月17日，正在罗布林卡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听到附近传来枪声，决定出逃。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拉萨河谷向起义者开火。
一扇木板门标志着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摄于1959年4月初。
为了防止暴动规模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3月20日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发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开始制定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旧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初步计划。当时，西藏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状态。为防止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要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推进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不久，西藏起义被镇压。这张图片摄于3月21日，画面上的起义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监狱。
西藏起义者在拉萨向解放军缴械。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不详，1959年4月13日由纽约一家图片新闻社首次发表。
达赖喇嘛获得政治避难许可之后，于1959年九月首访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在西藏起义发生8个月后，中印这两个在50年代交好并共同从中获益的邻邦变成了敌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难民抵达印度米萨马里的过渡性营地。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仍然受到追踪。在贴身护卫及“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31日越过了中印边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喜玛拉雅山脚下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此前几天，也就是4月18日，显然受到印度支持的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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