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大气，减缓气候变暖的发展趋势，“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两项行动机制，一是给承担义务的国家规定释放二氧化碳气体的数量，也被称为“废气释放权”，排放量超过规定的限度，可以到其他国家花钱购买释放权。第二个是“开发保护环境技术”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即CDM）。 它的含义是，如果企业投资环保设备或其他旨在降低废气排放量的技术，并可以证明减少排放的数量，可获得所谓的“减少排放证书”，如果减少了150吨二氧化碳排放，便可以在德国多排放150吨二氧化碳。

为了京都，到国外购买排放证书

对一个德国企业来说，在德国购买其他企业的“释放权”，或者到邻国购买，都要比在中国购买“排放证书”开支大的多。于是，“排放证书”在中国热销，西方国家纷纷以政治家带队组成排放证书中国采购团。尤其欧洲国家组织的这类采购团队比例最大，因为欧洲废气释放权不够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尔本周将进行对中国的工作访问，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便是同中国环保同行商谈如何进一步推动CDM领域的合作。为配合他的访问，中德环保领域周三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题为“CDM带来商机”的研讨会。

CDM领域里的合作乍一看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凡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企业全部受益。一家德中合资企业购买了降低排放废气的德国环保技术，虽然支付了资金，但却得到了减少排放证书，在德国的总公司可以使用，免得去购买邻国剩余昂贵的废气释放权。对中方来说，免费得到了既保护气候又节省能源的先进技术。

CDM是一商机巨大的市场，在中国的潜力非常大。在中国CDM项目并非很多，但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很大，根据德新社的报道，今年CDM世界市场的成交额为30亿美元，中国占其中的44%。在中国涉及的技术首先是降低制冷领域里的HFC-23。今后，中国需要的新技术将集中在节能、再生能源以及降低甲烷气体的采矿工业。这些领域都能体现德国工业的优势。此外，中国环保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投资相对较低。减少一吨HFC-23气体的排放，在中国只需投资不到１美元，减少1 吨甲烷，投资大约５美元。在德国减少同样多的废气量，投资将是中国的数倍以上。出于经济核算之故，80%的CDM业务是在亚洲国家实现的。

中国应该承担的义务

但就目前来看，CDM在中国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发电、石油以及钢铁工业市场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国有企业对节能和减少释放有害气体的热情不高，因为企业为此得不到实惠。纯粹的在华外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都不能参与CDM业务。

CDM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环境污染的积极发展，但它并不能取代一切。一个化工厂并不能因为CDM有利可图，赚头大于生产便停顿生产。为了在世界10大最肮脏城市中消除中国的那5个，光靠CDM只是治标不治本。“京都议定书”虽然没有给中国规定义务，从法律意义上说，中国可以不降低温室气体，而只获取CDM生意的好处。但作为全球能源消耗的第二号大国，中国理应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几周前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中国拒绝了承担具有约束性的降低废气排放量建议。这一做法，让关心中国环保的各界人士深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