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大使先生，中国老一代政治人物即将卸任，新上任的领导层将承担起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任。从和欧盟合作的层面上来说，您本人对中国新的领导层有怎样的期待？

艾德和：我想说三点。我们期待新一届领导层会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在这方面，党主席胡锦涛最近在十八大上的讲话耐人寻味，因为他在其中也提到了继续奉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第二，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起和其经济地位相辅相成的责任。第三，我们希望中国会继续和欧盟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虽然双方之间也存在歧义。

您在这里说到了和欧盟的合作。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在经济上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那么北京政府又是怎样看待欧盟的呢？

我觉得，把经济和政治意义分开看待的做法已经过时。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在经济上的地位已经至关重要，但在诸如军事方面，中国的重要性可能还远远不如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几个大国。中国应该是把欧盟看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强大力量。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比如在伊朗核问题方面，欧盟这方面的负责人是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她和中国以及其他5个国家在此的合作非常紧密。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阿塔兰塔"（Atalanta）行动方面，我们之间也有合作。欧盟负责指挥展开行动。阿什顿女士和中国领导层之间已经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战略性对话。其中会谈及到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以及地区冲突。我们在此尝试共同开发入手点。因此，欧盟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成长中的政治力量。

但是，欧盟一方面尝试着代表其会员国和中国进行政治上的交往。另一方面，欧盟中每一个成员国又都想自主和中国发展关系，特别是在达成利润丰厚的经济协议方面。所以可不可以说在欧盟各成员国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欧盟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我们必须尝试着分清楚经济上的事务和统一的欧盟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在经济方面，欧洲每个国家当然都希望奉行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欧盟当然没有任何企业。每个政府都想为本国经济谋求最大的利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贸易关系以及为其指定规则方面，欧盟具有独家的权力。欧盟负责规划与贸易有关的事宜，参加贸易协定的谈判，接下来还会和中国达成投资方面的一项协议。所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而非竞争的关系。在外交政策上，从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各国在中国政策方面愈发能够达成共鸣。我在其中也能亲身体会到27个成员国外加克罗地亚经常能在中国政策上找到共识。

我们再回来说贸易问题。欧洲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来说是开放的。但反过来中国却有自己的一套，强迫境外投资者在中国从事生产。而这也有可能减少欧洲的就业机会，并导致一些欧洲产品的专利权受到侵犯。欧盟作为欧洲经济界利益的代表，难道不需要在此对中国政府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吗？

在有关市场准入以及和中国企业公平竞争方面，欧盟的立场十分明确。在此，我们确实存在分歧。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不如欧洲。同时，我们也得看到，欧洲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是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额的50多倍。所以，我们必须顾及到这一事实。但是欧洲也是有所行动的。比如说在公共事务招标方面，欧盟要求合作伙伴之间应该建立起更加深厚的信任。中国方面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尽管如此，中欧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还是希望能够增加各自的投资力度，并更加开放各自的市场。

金融危机为欧盟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又给您担任欧盟大使一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在我过去两年的工作中，我强烈的感觉到欧盟的一些硬伤，比如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等等反而让中国更加重视欧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愈发意识到，自身的发展和欧盟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是中国产品最大的海外市场。欧盟的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技术提供方。中国非常希望能够保住欧元。不仅仅是为了在外汇储备方面实现多元化，而且也是因为中国希望在未来推动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对于中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利条件就是美元不是世界唯一的硬通货币。所以，我们对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为欧洲债务危机所给予的注意力以及支持都感到满意。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企业正在欧洲"大购物"。您认为欧洲真的可以成为平起平坐的伙伴，还是有可能面对对中国经济产生依赖的风险？

在这个问题上，数字也能够安抚我们的这种情绪。欧洲、欧盟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12.5万亿美元,比美国要多,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两倍。所以现在不用害怕我们无法和中国平起平坐。而且，欧洲也需要这些投资。我们在开放的同时也应该拥有必要的智慧，认清在一些战略性领域的投资，防止在此产生依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真正需要开始担心的理由。

采访：Ralf Bosen 编译：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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