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希望在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中建立“共同”的国家认同感。中国少数民族中的部分群体对北京的统治感到不满，多年来经常举行抗议活动，其中一些抗议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本周四（7月2日），欧盟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法规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
这项于周三生效的新法规还包含一项条款，规定身处中国境外的人员和团体，若破坏“民族团结与进步”或“煽动民族分裂”，将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对该法规的域外适用表示关切。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适用第三国国内法的域外管辖行为，”该发言人说道，“我们呼吁任何第三国都不要试图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
本周一，德国政府也通过发言人以同样的理由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了“高度关注”。
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有权追究违反该法规的境外人员的责任。他说：“这一规定立足我国实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是一项正当、合法、必要且可行的法律措施。”
胡卫列还表示，一些媒体将该规定描述为所谓“域外管辖权”，对其进行“污名化”。
1955年——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是一条怎样的轨迹？从“民族自治”的承诺，到边境危机；从文化复兴的希望，到民族关系的破裂；再到今天，一个在“大美新疆”的华丽外衣下，被高科技监控、大规模拘禁和系统性文化改造深刻重塑的社会。DW为你梳理70年来的关键历史节点，并邀请学者解析这段复杂历史在当下的回响。
图像来源: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被官方定义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实践。在当时的宣传中，这象徵着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然而，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问题专家葛罗斯(Timothy Grose)教授指出，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同化政策“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不过，这并非一个直线性的过程，它一直要面对各种变数，在随后几十年的历史中逐渐一一浮现。
与自治区同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集党、政、军、企为一体的特殊组织。它以“屯垦戍边”为使命，深刻地改变了新疆的经济结构、人口分布和社会面貌。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新疆问题专家拜勒（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兵团在历史上就扮演了国家先锋的角色。它不仅在巩固控制方面发挥作用，还与刑罚系统和监狱系统密切相关，在新疆近几年的大规模拘留系统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新疆边境地区进行政治鼓动。1962年，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过六万名中国公民越境进入苏联，史称“伊塔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新疆面临的首次严重信任危机，北京对少数民族忠诚度的疑虑也因此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包括维吾尔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曾经历了大约15年到20年的文化复兴期。图为1987年一位年轻的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背着一台音响，去和朋友们聚会。
从80年代的文化复兴与骚乱并行，到90年代暴力事件频发，新疆的民族矛盾在不断累积。2009年的乌鲁木齐骚乱是冲突的顶点。然而，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直到2013年和2014年，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事件“才真正符合国际上对恐怖主义的界定”，特别是发生在昆明的袭击事件。这些事件被中国官方定性为类似于"中国的9·11"事件，这真正成为了构建高科技监控系统的动力。
2014年“严打”后，新疆迅速被高科技监控网络覆盖。人脸识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用于预测和管控社会。学者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在高科技监控系统的辅助下，“非本地人、非维吾尔人、非哈萨克人可以自由旅行并感到完全安全”。而中国官方可以通过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和手机Wi-Fi探测器等方式，追踪居民的数据、行动和数字历史。
自2017年起，一个庞大的“再教育”拘留营系统在新疆各地出现。官方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旨在“去极端化”。Darren Byler 教授分析，该系统最初借助“诊断工具”，通过扫描手机等方式决定谁应该被送进拘押营。随后，该系统转变为“训练人们应该如何参与劳作”的工具，目的是培养“一个顺从的群体”。
身份的重塑是系统性的。近年来，新疆教育系统全面转向普通话教学，同时官方通过“靓丽工程”等活动引导社会审美。中国研究学者 Timothy Grose 教授认为：“这场运动的核心，是通过重塑教育、审美和语言，来切断维吾尔文化的代际传承。其最终目的是创造出一代与自身文化和历史脱节的‘新公民’。” Grose 教授强调，所有这些政策都旨在“掏空”维吾尔身份中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等“最有意义的元素”。
近年来，“大美新疆”成为中国国内旅游的顶流，被官方视为其治理成功的最终证明。这种旅游热潮将一种被允许、被规范，几乎普遍是歌舞的“维吾尔文化”商品化和奇观化。Timothy Grose 教授指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有几个目的”，其中之一是让游客“亲眼看到”这种文化的蓬勃发展，从而对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产生疑虑”。
为了配合旅游业发展，许多城市开始拆除街头部分安装在表面的监控设备。这究竟是真正“正常化”的开始，还是一种治理策略的转型？Darren Byler 教授认为，监控系统“主要是对局外人变得不那么可见了”，但如果你是维吾尔人，这些监控工具对你来说“仍然非常有效”。他补充说，“有很多监控在后台发生”，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
从“民族自治”的承诺到“全面社会重塑工程”，新疆在70年里走过了一条曲折且充满争议的道路。今天，在旅游热的表象之下，一个高度管控的社会新形态已经成型。（资料图片显示1996年7月22日倒塌的白杨河大桥，阻断了通往乌鲁木齐的陆路交通）
为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两位新疆问题专家强调了两个核心事实。第一，与新疆的深刻关联： Timothy Grose 教授强调，任何游客都应该承认并认识到，他们所前往旅游打卡的新疆，原本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合法生存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深刻的联系和归属关系”是游客需要理解和重视的。
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中国警方用于界定“极端分子”的“75种极端主义行为清单”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其中包含了“斋月期间的禁食、保持清真标准”等基本宗教习俗。他总结道，这说明维吾尔人被针对的原因“并非真正与政治倾向和暴力有关”，而是基于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这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反恐计划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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