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5年前我来北京时，改革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已全面实施。不过，在1994年8月，若我当时能写下2018年的中国现实模样，人家一定会把我当疯子。然而，中国尤其在过去10年里追赶西方的那种让人叹为观止的速度，我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西方和中国之间曾长期存在一种力量平衡：西方拥有技术，中国人拥有大市场，并是世界工厂；他们对我们产品的模仿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对我们构成威胁。

自欺欺人

时过境迁。中国人自己现在也走向创新。他们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多功能手机支付软件在金融、银行体系发动了一场革命；华为手机之先进不亚于苹果，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iPhone；上周，中国探测器"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登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做到过；在中国，电动公交车早已普遍，在德国，还只是一种示范项目；涉及人工智能，中国亦绝不落于他人之后。

我们惊问自己：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纯粹是掉入了自以为是的陷阱。我们的确曾相信，中国人只能抄袭。这种设想， 现在必须承认，当时就有点儿幼稚。14亿人口中早晚会出现大量富于创意的年轻人，否则，实在难以想象：刚出现有利的框架条件，创新大潮便接踵而至。

历史上，中国就曾是创新国度

这一点让我们而不是中国人吃惊。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西方人视中国的落后为常态，中国人则认为那只是暂时的疲弱。历史上，中国曾经济上强盛、具创新力。在经历了150年衰败、不幸和挫折后，它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惯常的水平。182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尚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国人眼里，以鸦片战争、殖民主义的外来统治和日本入侵为标志的"百年屈辱"只是暂时现象，并将一去不复返。

有关当年受挫的原因，人们今天已不再王顾左右而言他。西方当时之所以能奴役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皇室的刚愎自用，以为自己是世界大佬，并认为，完全不需关注正在欧洲兴起的技术进步。中国深信，自己天下无敌。由此，大清王朝忽视了工业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改革派人士受到处死威胁，被迫离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法治理，几近分崩离析。迟至40年前的1978年12月，这个国家才重又向世界开放。

对目前统治中国的政治家，人们尽可以提出批评。不过，人们无法指责说，他们没有密切关注国际间的技术竞争。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以迎头赶上，并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他人。因为，他们吸取了曾有过的惨痛教训。

德国的上升也起始于模仿

作为第一步，模仿者得到支持，他们在所模仿的东西里加入为本国市场量体裁衣的新元素。由此，从即时通讯应用软件Messenger-Apps中可以演变出微信应用软件和美团这样的递送服务等多功能平台，可用以定购机票和看病日期，等等。它正是美国风险基金企业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陈梅陵所说的那种"我们生活的远程服务"。

顺便指出：很长时间里，人们忘了，德国也曾模仿过英国人的火车头，"德国制造"是英国人想出来用以标志廉价的德国仿制品的屈辱性称呼。在工业技术上，德国人当时毫无资本。中国则在数百年时间里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度之一，有造纸、瓷器、黑火药和指南针等发明。因此，我们应尽快抛弃那种"万人一律的蚂蚁民众"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蚂蚁民众在没有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实现计划目标，用廉价仿制品淹没西方。在1980年代，西方也曾对日本使用过这种陈词滥调。

中国的进步越来越基于其创新头脑。或许中国人的设想似乎很快就会给人类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创新力竟然在一个威权国家里爆发。不过，很明显，至少对创新来说，自由度已经够大。

因为，人们可以命令抄袭模仿，但不能命令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如今已经清楚：每过一天，中国人都更少一些对西方技术的依赖；而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却不会更少一些。大众公司董事局主席这些天点出了要害："大众的未来取决于中国。"

 

（本文作者20多年来在中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