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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林视点:用大数据对抗无形的病毒

2020年4月4日

北京用数字监控手段阻止第二波新冠病毒传染。中国做的事情中有很多在德国得不到多数支持。不过,德国之声专栏作者Frank Sieren认为,即便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眼里,其中一些做法也是有意义的。

China Corona-Pandemie in Peking
图像来源: Reuters/Tingshu Wang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为阻止发生第二波传染,所谓的"支付宝健康码应用软件""Health-Code-Apps"日显重要。这一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使用基于个人数据和出行资料的二维条码,可显示用户是否有感染,或曾与有感染的人接触过。根据软件的计算结果,用户被定义为健康的或潜在的风险人。无论是在列车、巴士、机场还是在办公楼,甚至在自己的住宅区,当事人都得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否则会被拒绝进入。

这一最有名的健康码出自高科技巨擘阿里巴巴,是其与中国当局的密切合作的产物。不过,其它企业也快速开发了类似技术。之所以能这么迅速,是因为,中国当局全面掌握公民行动数据,而软件工程师们不会受到哪个数据保护法的限制。

社会压力加大

此外,大多数中国人盼望尽快重返正常生活,而且疫情不会重现。在中国,"停摆"始于1月23日。因此,社会压力更多地是指向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健康码的方向,尽管使用这一应用软件目前仍以自愿为基础,即不是国家规定。借助社会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自动得到解决,这比由国家规定更高明,前提是,大家都来做。在中国的数字支付系统方面,已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使用相关手段很有必要,并说服其他更多的人也这么做。最后,对怀疑者们而言,继续抵制也不再有意义,因为,这一技术已全面渗透日常生活。

在新加坡,这一应用技术的使用也相当成功--该国新冠病毒感染率相对较低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C. Lai

围绕健康码,还有另一个因素:参与人士甚至还有这样的感觉:自己是在做好事,是在为社会不致遭受新一波疫情出力。此外,在中国,人们还希望,新闻封锁不能拿一种技术上自主的预警系统怎么样。最初,在武汉,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曾采用强制手段,试图迫使"吹哨"医生噤声;此间,当局已不得不就此道歉。

世卫组织赞扬

该技术不仅在中国十分成功:台湾岛,还有韩国,同样在病毒危机中使用了数字监控系统,借助手机所在地数据确认出病人的接触者都有谁,并视情况让其隔离。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疫情的发展相对温和。世卫组织也称赞说,在实施隔离方面,新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持。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也确信,从科学角度说,搜集行动数据"很有意义",尤其是在抗疫的早期阶段。

他并非唯一持此观点的人。因此,在德国也应使用这样的应用软件。至少是联邦卫生部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专家们希望如此。该研究所正在开发一种类似的技术。就像在中国一样,该应用也以自愿为基础。无人会被强迫下载该应用。不过,与中国不同,被监控的当事人完全匿名。没有任何人,国家亦然,都不能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何人有过接触。而与新冠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人,也不能知道病毒携带者是谁。

专栏作者泽林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M. Tirl

然而,只有在60%的人口参与的情况下,该应用才会有效。要达到这个值,不会像在亚洲那么简单。

只一半德国人赞同

根据一项最新民调结果,德国公民中只有一半人不反对这一手机定点技术,前提是,该技术有助于对新冠病毒患者的接触人报警。在政治上,该技术如履薄冰。所以,必须做出妥协:该系统经由蓝牙测得哪些人距离过近而有可能传染冠状病毒。不过,该应用不记录所发生的地点位置。它只测量某手机与其它手机之间的距离。为说服人们使用该应用,这一点是关键。联邦总理已表示,她个人会这么做。

不过,不能否认,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若使用该应用,自己会受到监控,并且还可能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提供了帮助。然而,另一方面,说服人们,尤其是说服那些失去了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们一起参与,又是容易的。再者,与中国不同,在这里,国家搜集与其无关的数据的危险要小得多。

 

本文作者20多年来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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