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施行国安法至今已逾三年，港府在这段期间以“国家安全”为名，在各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整肃”，包含更改选剧制度，大幅减少直接民选的席次，并贯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严格审核候选人资格，使民主派政党无法顺利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
在週日（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的候选人因港府秉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而被全面排除。即使港府尝试透过不同手段鼓励人民出来投票，最终投票率仍创下香港选举历史上新低的27.5%。
除了全面排除民主派候选人参与选举外，港警在选举前后也以“干扰区议会选举”或“企图进行煽动性行为”为由，逮捕了至少七名人士。部分专家向德国之声表示，港府严格把关选举并在事情未发生前便对特定人士进行“预防性逮捕”的做法，都显示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系统，正朝著与中国内部系统趋同的方向发展。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黎恩灏表示：“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中，所有反对党都被禁止参与选举，这意味著人民在地方选举中，没有真正的选择。此外，港警为了预防人民发动抗议或示威，在事发前便逮捕或拘留相关人士。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中国一贯的作法。”
黎恩灏指出，虽然港府称想透过这些改革来“稳定”香港社会的情势，但在大多数民主派人士都已流亡海外、遭法院起诉或被关押的情况下，香港的选举早已不像过去那样自由与开放。
香港当局自2020年起就不再批准纪念六四事件的维园烛光晚会申请，在上周日的六四34周年当天，香港警方于维园周边部署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根据警方数据，6月4日当天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涉嫌妨碍警务人员”为由带走了一共24人。
图像来源: Tyrone Siu/REUTERS又称“王婆婆”的香港社运人士王凤瑶在6月4日下午5点多到了警方封锁范围附近。她拿着一束鲜花，双手比出“五一”手势，接着便被一群警察包围并带上警车。今年67岁的王凤瑶因在2019年反修例游行中经常举着英国国旗而引人注目，曾数次被香港和中国大陆警方拘留。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图右上二）在傍晚6点多现身铜锣湾，在一家商场外遭到警方盘查，几分钟后被警察带走。香港记协6月5日透过公开声明表示，记协前主席兼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庭在湾仔警署被扣留至晚上11时始获释，但未获告知被控任何罪行。
社运人士、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左二）在晚上7点多到了维园附近的纪利佐治街，手持黄色纸花和电子蜡烛，在被警方问话之后便被带上警车。社民连在当天稍晚表示，陈宝莹被带到被带到湾仔警署后，于晚上9时15分获准离开，未被要求任何担保。
晚间8点左右，身穿印有《文汇报》六四报导图案上衣的香港职工盟前副主席邓建华（图中）被警方拦下盘查，接着被带上警车，他随后于Facebook上表示正于湾仔“协助调查”。大约也在8点多，手持电子蜡烛的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也于铜锣湾地铁站附近被一群警察带上警车离开。
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的男子向在场记者展示香港剧作家庄梅岩的六四舞台剧本《5月35日》；也有人用手机播放六四相关歌曲，在街上喊“我们要自由”、“香港人不要怕”，最终也被带离开。
多名员警将一名开着手机闪光灯的男子带离维园附近。香港警方晚上表示，6月4日当天有11男12女，合共23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警方拘捕或带走调查；有1人因“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遭到拘捕。
6月3日，艺名“三木”的陈式森（图中）在六四前一天于铜锣湾的某条街上唱着“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六四！香港人，不要怕他们”。随后他被警员带走时，还沿途高喊着“勿忘六四”、“打倒暴政”、“香港人不要怕”。
前支联会义工关振邦（左）、香港天安门母亲成员刘家仪也在6月3日前往维园喷水池，计划在6点04分起在维园禁食。他们手中举着“禁食89643.4秒”、“哀悼六四死难者，向天安门母亲致敬”的标语，身穿印有“896420”和“真相”字样的上衣。两人在喷水池前停留数分钟后便被香港警方带走，同时警告两人涉“作出具意图煽动的作为”。刘家仪在6月5日于Facebook上表示“已在48小时内保释，同时亦完成个人悼念的禁食，暂时平安”。
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由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都会吸引上万人齐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同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但此活动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当局以防疫为由两度禁止集会。接下来，2020年通过的《国安法》将纪念活动视为违法，2021年又遭遇了支联会解散，此后六四纪念晚会不复存在。图为2020年6月4日香港民众自发地至维园以烛光纪念六四。
国立新加坡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则指出，由于香港原本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受到很大的限缩，香港目前的制度是政治学者惯称了“选举威权制度”。他告诉德国之声：“这些选举的目的是制造一种印象，那就是某些官员的资格具合法性，但因为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公平竞争性，所以这些选举真实的代表性也会受到质疑。”
庄嘉颖补充道，由于香港政府强化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并减少了反对派的声音与竞争力，这明显显示香港的治理制度已越来越接近专制制度。他说：“这也使香港的治理系统越来越接近中国的治理系统。当香港的系统受到高度控制时，香港本身跟中国各地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香港首见强迫电视认罪
除了透过选举制度改革确保民主派人士无法参与选举外，香港近期也开始在电视上播出与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类似的内容。上星期，香港无线电视在国安法相关节目《有法安国》中，播出了一位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遭港警开枪击伤、后来却被判刑的示威者的访问。
在访问中，目前正在服刑的22岁示威者曾志健背对镜头，表示自己当初在别人向他提供装备后，开始惯性的参与“非法集会”。他说：“因为当时的氛围好像越来越激烈，所以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就越走越前。”
除了因参与2019年的示威行动被港府以“暴动罪”起诉外，曾志健也曾尝试搭快艇潜逃至台湾，但后来却行动失败被捕。上个月，曾志健被香港法院以暴动罪与潜逃两事件判刑47个月。他在国安法相关节目中称，自己学会了很多。
曾志健在节目中表示：“学会了管理情绪，做事前要想清楚，避免被人煽动和唆使，最后承担后果的都只有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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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恩灏表示，香港政府强迫电视认罪的作法与中国政府打压维权人士的做法一致。他告诉德国之声：“这种作法不但会让在香港制造寒蝉效应，透过电视认罪忏悔也可能导致当事人在出狱后，在社会中受到歧视。此外，港府也可藉此再次‘证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的示威是一场暴力的骚乱。”
盡管香港与中国政府的做法有越来越相似的趋势，但黎恩灏认为，香港仍有许多媒体机构尝试做独立的新闻报道，也有一些维权人士努力维系香港社会仅存的一些可以维权的空间。他说：“部分国安案件中的被告或一些人权行动人士仍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对政府的一些政策进行示威。”
港府透过多重手段打压公民社会
除了现行的国安法外，香港政府预计将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进一步强化香港与国安相关的立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月向港媒表示，基本法23条将与“香港国安法”一样具有境外效力，同时也会针对间谍行动进行立法。
此外，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上个月提及基本法23条保释与审讯原则时说，23条也会遵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讯的原则，而保释原则也会与“香港国安法”一致，也就是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不予保释。
逆风下的狭缝：香港记者觅劫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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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恩灏表示，港府预计2024年通过的基本法23条将会融入包含反间谍法在内的新元素，而明年通过的版本，也会比港府2021年提出的版本更加严厉。但比起基本法23条，他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港府运用许多非正式且非常技术性的做法来打压香港的公民社会。他告诉德国之声：“在周庭的案件中，他们滥用权力来迫使她缴交悔过书，以及在周庭被港警带去‘游深圳’后写感谢信。”
黎恩灏说，香港许多公民组织或独立书店都面对港府不同类型的威吓或调查。同时，港府也运用许多技术性或细微的规定来管控任何公开活动。他认为，少数能迫使香港政府放缓打压香港的群体，是国际商业组织，因为香港与中国政府现在都急需外国投资来重振经济。
黎恩灏指出：“香港在经历了过去三年多的疫情和其他事件后，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这也让国际商业组织跟投资人成为有可能影响香港政府政策的关键群体，因为香港政府需要这些群体的协助来重新建立香港的经济名声。”
他补充道，虽然港府极力推广香港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在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在港府加强对公民社会与法制系统控制后，香港与中国已无太大差别。他告诉德国之声：“外国投资者会认为，为何我们未来还要持续在香港投资？”
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庄嘉颖认为，香港政府想透过“香港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展现的是，他们尝试要一种适用于香港的全方位作法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他说：“这个作法实际上会削弱一国两制的实质意义。”
虽然他预期港府会透过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来进一步限缩公民社会的空间，但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著重于“控制”的政权来说，他们会持续需要新的手段来协助他们达到控制的目的。他说：“我不认为港府会停在基本法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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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特区自行立法”到北京代为操刀，“港版国安法”彰显了中国当局哪些忧虑？反对者又担心这部法案的哪些方面影响？
图像来源: Reuters/T. Siu香港《基本法》在上世纪80年代起草时，北京方面就出于香港可能成为“颠覆基地”的担忧，写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之词句，并禁止香港政治性组织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建立联系。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之后，北京方面多次表态希望香港尽快就此“自行立法”。
2002年，“二十三条”立法进程启动，在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部威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法案会侵蚀自由权利，且受约束者过于广泛。支持者则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也有国家安全法案。2003年7月1日，数十万市民上街抗疫“二十三条”立法，建制派的自由党随后也宣布反对该法案。重重压力之下，特区政府宣布无限期搁置立法。
2019年，围绕《逃犯条例》修订案，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民众先是担心修订案会导致中国内地司法机构今后可以引渡香港人前往内地受审。法案撤回后，这场抗议运动演变成了香港市民对北京势力日益增强渗透的不满。而在北京当局看来，香港近年来的多次抗议示威浪潮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简略地提到“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外界当时猜测，北京会再度推动香港自行进行“二十三条立法”。12月，港版《国安法》在几乎无人关注的情况下悄然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全国人大常委有权将全国性法律置入《基本法》附件三而在香港实施，且该进程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及基本法委员会“征询意见”，无需香港立法会审批。
5月21日，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延期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审议列入了会议议程，港版《国安法》真正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5月28日人大闭幕当天，该立法决定获得高票通过，港版《国安法》正式启动立法。
华盛顿方面指责北京此举严重破坏香港自治，正在将香港“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5月29日，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启动取消给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程序。商界担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受威胁，香港股市也陷入了动荡。美国还计划出台措施，制裁直接或间接涉及损害香港自治和自由的香港及北京官员。不少西方国家也纷纷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忧虑、遗憾、不安或谴责。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然以162票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截至此时，官方仍然没有公开法案全文，只是在此前披露了内容概要。根据法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今后在香港将是刑事罪名。而新设立的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等中央机关将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管辖权，事实上限缩了香港的自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