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中国在一周前才正式宣布申请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猜测，中国一定是用了时间做了考虑和论证工作。那么，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根本得原因是什么呢？

辜学武：

自从中国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之后，它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利的机会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中国在1990年底之前处于学习阶段，但现在，在国际各类重要场合，中国都在取自己的一席地位。这是中国加入人权理事会最重要的动机。

德国之声：

成了人权理事会成员之一，这一现实能够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吗？

辜学武：

从理论上说，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应形成对中国的很大压力，这是第一点。同以前的人权委员会不同，现在的理事会成员国增加了很大的责任感。人权委员会不是联大直属机构，没有很大权威性。现在的理事会直属联大，成为这样的成员，责任自然增大，曝光度更高。第二，理事会的监督性增强了。以前的委员会一年只开大约5至6星期的会，就象中国人大常委会，而现在的理事会每年则开3至4次会，总会期不得少于10周。以经常、不间断的方式审视各国的人权状况，有利于压力和监督性的增强。最后，新的理事会将体现更大的公平性，成员国任期最多两届，然后必须退出一年，之后重新参与竞选。由此可见，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政策和事业的改善会得到推动力量。

德国之声：

既然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是好事，是一种推动人权改善的力量，那么，为什么在选举之前，许多人权组织呼吁不要让古巴、中国、伊朗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呢？

辜学武：

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某些相对的改善，但西方媒体及政治家对此还是非常不满。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标准不一样。西方的人权标准很高，用它来衡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一样。他们不希望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待问题的做法。

我认为，联合国包括了191个成员国，其中，同中国人权观持相同观点的国家应该是占多数的。这可以从本次投票结果得到验证：有140多个国家投了中国入选的赞同票。

西方提倡的是人权的全球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相对主义，即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好坏，视各国的具体环境来判定。相对主义的观点似乎得到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中国的高票当选，并不是偶然。

德国之声：

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诺克（Guenter Nooke）5月9日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说，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比如伊朗，不应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但中国是一特例。他解释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就可以左右投票国的意志，那么，人权理事会的行动能力岂不又该受到质疑？

辜学武：

国际政治总是处在一种现实同理想的搏斗之中。德国政府人权专员相对认同现实主义观点。在当今世界，虽然有联合国的存在，但它不是一个有主宰能力的超级政府。换句话说，世界朝什么方向发展，世界经济秩序应该怎样，还是大国说了算。这是现实，只有承认现实，才能做出真正推动人权发展的行动。

从历史的角度看，联合国有这样一个理事会比没有好，尽管它会受到大国的操纵，因为大国有实力，有资源，有能力影响表决的结果。但这个理事会对大国来说，也是产生压力的，因为世界的透明度在增加，舆论也构成大国为所欲为的障碍。因此，我认为，随着人权理事会的诞生，世界上多了一个人权问题的平台，它对大国也产生监督作用，会对国际人权事务产生正面效果。人权理事会是否会堕落到以前委员会的地步，还有待观察。关键在于，新诞生的联合会人权理事会能否切实贯彻它的监督性、公平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