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争取获得知识分子的好感，所以给予高校和研究所很好的待遇。大学的配备极好，北大、清华这些一流大学的校园里，现代化的建筑取代了破旧的宿舍楼和教学楼。过去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现在放着小汽车。与外国大学的合作除了带来科学交流外，也带来了金钱，使科学家能经常出国。国际会议上，中国学者是不可缺少的宾客。党不再害怕与知识分子接触，现在也听取他们的建议。”

知识分子受到的优待和升迁的机遇促成许多旅居国外多年的中年科学家回归故里。“法兰克福星期日汇报”接着介绍了这些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新左派”：

“中国的大学以金钱和科研自由吸引‘海归’，一些‘海归’以十分亲政府的态度作为报答。与从未出国的同事相比，他们很少批评党的领导。许多‘新左派’的代表并非思想僵化的老马克思

主义者，而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年科学家。这些‘新左派’反对西方模式的民主，他们把西方民主等同于中国‘西化’。他们主张在法制和社会方面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党的领导人所宣传的‘和平崛起’应使中国成为一个走自己道路的富强国家。”

“法兰克福星期日汇报”最后引用中国一些民主思想家的话对“新左派”的观点提出置疑。他们认为，应以审视目光看待中国崛起：

“广州的政治学家庄立伟说：‘在人的发展方面，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他认为，一旦经济泡沫破裂，全国可能出现动荡。这种大量浪费资源、严重恶化环境的崛起即使不会阻挡、但至少会干扰中国的发展。享有盛名的‘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员、私立国泰公共事务研究所的仇峰断言，‘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已很少谈起崛起’。他说，必须首先解决巨大的社会分化、城乡的经济差别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1989年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异议人士周铎说：‘没有灵魂的崛起毫无意义’。今天，他是主张渐进民主化的温和改革派人士。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禁止他写作出版。周铎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和有效的法制，否则崛起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