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领导人不断碰到政治基础的局限。这次修宪表明，他们又一次扭曲了意识形态。修改后的宪法文本仍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却无视它与私有财产条款互相矛盾的事实，这一条款使社会不平等得以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

即使修宪不会带来实际成果，但作为纲领性的表白，它仍然很重要。中外企业家得到了自己财产不受国家动用的保证，土地租赁人和房主在财产被征用时有望得到相应的补偿。

但批评私有财产条款的人却嗅到了政界领导与超级新富阶层结成灾难性同盟的味道。中文互联网论坛上有人问道：‘是谁主张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不是工人、不是农民，而是工业与商业的联盟，这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俱乐部，他们是改革时期以各种非法手段爬上上层的。就象九十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一样，中国国营企业私营化的所得收入往往流入了省政府和党组织里当权人员的口袋。”

河南省37岁的农民朱锦忠收容了53名艾滋病患者的遗孤，但现在县政府关闭了他的孤儿院，并把孩子们转到一所公家新建的孤儿院。法兰克福汇报透露了其中的原因：

“当姓朱的农民收到一百万元捐款的那一刻，县政府才发现自己有照料孤儿的义务。现在朱锦忠不得不把捐款交给县政府，县政府禁止他继续收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官方的说法是，他自己呈艾滋病毒阳性反应，他的孤儿院违反了儿童收养法。姓朱的农民反问道，为什么以前没有宣布他的私人孤儿院为非法？去年他为孤儿向县政府请求援助时，政府还向他提供了二十条被子，没有人想起剥夺他对孤儿的看护权。

捐款人和朱锦忠只能希望，县政府收走的金钱能真正用在孩子们身上。不过，人们现在就对此产生了疑问。当有人想把孤儿送进新孤儿院时，他们被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所孤儿院是为那些与‘捐款’一起到达的孤儿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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