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在文章中写道： "这样的二分法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内部纷争毫无关系。现在中国国内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无时不在：博客不断使用新的计策绕过不断更新的新闻检查措施；地方干部为所欲为、扣发补偿费引发了官方宣称的每年八万起群体事件；记者一次次试图客观报道社会紧张状况；空气污染造成孩子生病，他们的父母加大了对市政当局的压力；居民们团结起来反对铁路穿越住宅区；作家打破官方历史禁区。他们发出不满的声音大多有具体原因，他们反抗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他们的愿望一样，都要扩大法制和公众的活动空间。

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些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往往冒着很大风险积极活动的人称为'异议人士'，因为他们不俯首听命。但他们同时是编辑、讲师、企业职员或只是普通市民，大多置身于受到党和国家影响或直接依赖党和国家的结构之中。由此看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国家的代表'。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提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既不承认某一特定的国家教旨，也不认同异议人士的共同观点。

这样的二分法不能覆盖当前中国各个层次正在发生的变化。尽管共产党及其宣传一如既往处处可见，但社会的多元化已造就了现实的自我动力。这一事实早已为人所知，但在矛盾激化时看来往往被人遗忘。"

所以，文章认为，中国作为主宾国带着众多的参展人员和项目来到法兰克福书展，给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无数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无历史先例可以与此相比，这就往往使得我们难以从细节去感知这一过程。我们必须更多了解表面标记以外的内容，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听他最终说什么、写什么。在中国，看一个人是否高尚、有无勇气、思考能力和民主意识，不能仅看他在什么机关工作或与什么代表团同行。

中国国家第一次参加书展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而且处于自己无法控制局面的境地，可以说进入了一片陌生的地域。如果西方公众在活动中搞一场争论，虽然可以以此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道义上也会感到高人一头，但最终却回到了开始时就众所周知的现实，而又一次被西方作为反面教员的中国人在受到刺激后愤怒回国，这才是可悲的情景。"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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