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脱口秀演员东区德曾于2018至2019年与中国“麻花喜剧”签约、常驻北京演出。他在House事件爆发后登入微信，却发现他所加入的众多脱口秀群组都对此讳莫如深。

 “脱口秀群这么多喔，没半个人讨论这事。”现年40岁的东区德告诉DW，他个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并不意外，令他惊讶的是House竟然在北京脱稿演出。

“这个圈的潜规则就是这样，这些（敏感的）东西都不能讲。”东区德说，他在中国时，演出逐字稿就须经当局审批、通过才能上台，House提交的稿件里若涉及军方，根本不可能通过，且在“天子脚下的北京”搞脱口秀的演员和观众，都是自我审查最严重的。

他说：“你看池子连在北美讲（清零段子）都会出事了，何况他在北京讲。北美那么远唉！北京在天子脚下，那一定是最敏感的地方”，“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House敢在北京脱稿，真的很有种”。

另一位在两岸均有表演经验的脱口秀演员A，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这次事件爆发后，其实中国有不少业界人士都在微信朋友圈等空间发文声援，其中咖位比较大的发文后，整个小红书、微博号就“不见了”，咖位比较小的则相对肆无忌惮，“因为觉得言论审查管不到他”。

A进一步补充，对于House这次所触及的敏感议题、或是腥膻色等“特殊题材”，中国有一派脱口秀演员很是不以为然，认为靠这种猎奇题材才能逗笑观众是哗众取宠、有失水准，“但他对此有负面情绪是一回事，他也不喜欢头上悬著一个仲裁者⋯⋯大家会觉得，我们平常互骂傻逼、我说你没水准，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今天有一个大法官（指中国当局）是另一件事”。

盡管中国脱口秀圈对此事的惩处不甚认同，中国演员们似乎对“笑果出事”并不意外。A坦言，脱口秀行业近年在中国窜起太快，笑果文化又是其中一枝独秀、最树大招风的公司，“在这之前就基本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了”。

他举之前陆续遭中国当局打击的教培、直播、移动支付等行业为例，若有一个行业在中国飞速发展，“那个行业的领头公司，基本上就要先跪在地上歇歇、流血流个3年”，脱口秀在中国火了好几年，已迈入渐无新意的窘境，又出现收入极高的明星和公司，“大家都知道总有一天主管机关会想要查这个事的，今天如果不是因为House，可能也会因为下一个人”，House只是“刚好踩在了高压在线”，引此成了当局杀鸡儆猴的范例。

中国特色脱口秀——“管住嘴”的艺术

至于所谓的“高压线”，A根据他手上的一份“官方规章”告诉DW，中国当局列了十大脱口秀演员不可触及的敏感题材，如“不可反对宪法基本原则”、“不可煽动民族或宗教仇恨、歧视”、“不可危害社会稳定、公序良俗”等，多是近年在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也被政府控管的“经典内容”，而 House 的情况正是违反了“不可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及领土完整，伤害国家荣誉利益”这一条。

曾在上海讲过英语脱口秀的28岁外籍演员B则告诉DW，大约7、8年前，他刚开始在中国做脱口秀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议论政府和“3个T——台湾（Taiwan）、西藏（Tibet）、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等敏感题材，但现在这些红线“已经变得太多了，他们（中国当局）不断加长被认为是不当内容的题材清单……只要你碰到这些题材，他们就能以此为藉口封杀你。”

B解释，在上海若是讲开放麦（open mic，不论业余或专业喜剧演员均可上台练功的轻松场合）等不售票的免费演出，或是观众在约30至40人左右的小型场次，并不需要事前经文旅局审批；但若是讲商演或100位以上观众的大型场次，就需要在演出前约一个月提交段子的逐字稿，以及一支不带感情的读稿影片。

“他们（文旅局）如果人力够的话，会派人去坐在现场观众里，对著你交的稿子一字一句确认你没有脱稿。你要是脱稿、或说出任何冒犯（政府）的话，就是至少2万起跳的罚款。”东区德说，有时这些官方人员还会带著录影机在观众席后方，全程录影。

综合几位受访者提供的资讯，中国各城市审批所需的时间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长达半年，因此很多脱口秀演员表演的都是近则1年前、远则3年前就开始重复利用的段子。此外，受访者们表示，脱口秀产业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俱乐部太多了，主管机关其实无力场场都派员监督，但演员们除会自我审查外，若是不慎谈及敏感议题，下台后也会被俱乐部主理人或同业提醒。

东区德说，不论演出大小、是否售票、是否需要事前审批，演员都会避免谈到敏感言论：“只要有一个观众是小粉红，他有意见、主动向当局举报了，除了你这个演员遭殃以外”，俱乐部、主办单位、场地方都会遭殃，因此中国脱口秀圈有一种“别干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情”、“严以律己，自律律人”的潜在共识。

A也称，“因为上面有个大家长会管”，所以包含他自己在内的演员，多半抱著“不要做一些会被抓的事”的乖宝宝心态，会约束自己“就专心做表演”；但也有少数叛逆的演员自认肩负“言论自由斗士”的责任，会有意识地挑战这些红线，认为“就是要在这个（底线）上蹦迪，我才是一个我认为的脱口秀演员”。A因此推断，House 此次出事的8个字并非脱口而出，“我觉得就是（House）自己想要去挑战（底线）”。

绑著红线跳舞的演员

东区德表示，在“有关当局的政策、政治、敏感时事，肯定是不能碰”的情况下，其实在中国做脱口秀的题材十分受限，只能围绕著“生活观察、感情等一般民众有共鸣的题材”，尽力做无米之炊。东区德说，中国的喜剧演员在有限的范圍内“还是玩出了花”，令他十分佩服：“他们（中国演员）可能很习惯了，但我们（台湾演员）已经习惯更自由了，所以对我来说就很痛苦。”

另一位同样在上海讲过英语脱口秀的演员C也表示，中国的言论审查对他的表演影响甚巨，“因为我自己的笑话都是在讲政治，而且严重几百倍”。他说，即使在上海讲尺度相对宽松、不售票的英语脱口秀，题材也备受局限，“大家都在讲这些情情爱爱啊、Tinder（交友软件）、date（约会）什么的”，但他的笑话基本上“除了政治就是性”，因此他在中国演出很是绑手绑脚：“我可能要自我审查很多内容，但我有很多punch line（关键笑点句）都是政治内容，我全部去掉，它的好笑程度大概就减了60%。”

C透露，他曾将一支谈及政治的演出片段放到网络上，本想著“在边缘游走而已，应该没有踩到那条线吧”，却招来许多网民的谩骂、甚至收到死亡威胁；House的出事更让已经不在中国演出的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段子，有些内容他以后“不会再讲了。”

同样曾在上海做英语脱口秀的B则深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外籍演员，在舞台上有更多掣肘之处。B回忆，他第一次感受到文旅局开始打压脱口秀，是2020年中国知名脱口秀演员卡姆因吸食大麻被判刑之后。当时，即使B的段子都围绕著他对中国的喜爱、并未抨击中国政府，仍一度被许多俱乐部暂停登台，只能转入地下、做小型演出：“中国政府不喜欢有个外国人站在台上、握著麦克风对一群中国人讲话，他们会觉得我是要宣扬反中共的思想”。

时序推进到2021、2022年，对外国演员的限制松绑，B逐渐可以回到大型舞台，乍看之下，英语脱口秀也在中国发展得还不错，但他的心头总是悬著一份担忧。他说，因为脱口秀是源自西方的表演形式，很不受中国当局待见，谁也不知道这个产业何时会被完全封禁。而中国永无止境、越发收紧的审查，也令他十分担忧仍在当地演出的同业的处境：“你如果是个喜剧演员，站上台想讲个脱口秀、度过一段欢乐时光，但有一个中共派来的蠢蛋在台下，随时等著挑你刺、把你拉下台⋯⋯未来几个月会是多么不舒服的情景，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触发下一场打压、甚至全面封杀的会是什么（题材）。”

“每个脱口秀演员都知道不要提天安门、不要提台湾，但不能讲的题材列都列不完，你到底还有什么（题材）能写？还有什么是能开玩笑的？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的第一要务应该是考虑‘这个题材会好笑吗？’，而不是‘这个题材会不会把我送进大牢、或毁掉我的事业’。”B说，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已不是新闻，如今连“表达自由”都失去，中国脱口秀的发展前景令他十分悲观。

以政治梗见长的C也表示，脱口秀作为“冒犯的艺术”仍能在言论审查严苛的中国崛起，就是因为中国观众“有这个需求”，如今山雨欲来、这个艺术形式眼看著就要被打压，令他觉得“唯一限制中国的，就是中国自己”。C说，中国人多、艺术工作者也多，明明有那么多的创意，但“现在不只是官方要审查你，你怕被举报所以你要自我审查，又要相互审查，就跟文革一样”，创意、脱口秀没有生存的空间。笑果出事后几天，中国多地也临时取消海外艺术家的演出。此事在C看来就是一个“文化娱乐产业越收越紧”的风向标，未来恐怕也将在中国艺文圈，引发广泛的寒蝉效应。

脱口秀“迈开腿”是何模样？

4位在两岸都有表演经验的受访者表示，两岸脱口秀圈的差异可概归为两大点——经济规模和题材。

东区德与另2位在中国接过商演的演员表示，中国的市场吞吐量、资金规模较大，足以支撑整个脱口秀、甚至即兴剧等其他周边戏剧产业在过去几年内迅速崛起。过去10年内，中国各大城市的脱口秀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式成长，即使已有大量创作者趋之若鹜、投入做脱口秀演员，整个产业的需求仍远大于供给，即使是三四线的演员，“一个月能也接十几场商演”，对很多不求成为巨星或富翁的演员来说，能有讲脱口秀这样一份全职维生、社会好感度也相对高的职业，已经十分足够。

相较之下，台湾的脱口秀产业仍在发展中，除了1、2位当红明星演员外，很少有能以此为全职的演员。平时在社会上，演员若亮出“兼职脱口秀从业者”的身份，也许会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兴趣”而获得“这个人很酷”的赞赏，但演员若辞去正职、全心投入脱口秀创作，则往往会收到“你的生活维持得下去吗？”的担忧目光。

 

题材方面，除了文化差异让一些笑点无法在两岸共用之外，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在中国和台湾讲脱口秀的一大不同之处，就是“选材的背后考量”。

东区德表示，“台湾真的是超级自由，你爱讲啥都行”，不会有敏感红线需要考虑，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台湾讲脱口秀就能毫无顾忌。他说，喜剧演员对于“观众缘”、“观众认同”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追求，因此他在选材时，会避免揶揄“防疫政策”、“名人自杀”等可能引起观众反感的话题，或是在筛选要放上网的演出片段时，舍弃某些争议、劲爆的话题，将笑点留在现场就好。

东区德说，台湾演员有这样的考量，也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审查，但“台湾的自我审查机制不在于什么话题不能讲，而在于什么东西会过度政治不正确、观众无法接受”，美国社会现在也盛行“取消文化”（网友因公众人物所言不符合自己所认同的政治正确，而在社群上对其抵制的网络放逐行为），这是所有自由世界的演员都会考量的。但他也补充，演员在中国没有自我审查好的后果，绝对比在台湾严重。

他说：“中国演员被封杀，就是真的完全没有俱乐部找你，你完全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就得去别的地方干活了。”外籍演员B则表示，在西方的取消文化之下，“如果你发了一则（冒犯人）的推特，可能会掉几个粉，但你不会因此被关进大牢、被夺走财产。”

此外，两位曾在上海演出过英语脱口秀的演员都表示，他们在台湾表演的自我审查动机倒与观众缘无关，唯一的考量点只在于“这个笑话能把台下的观众逗笑吗？”。他们分别告诉DW，他们在台湾经常会视现场观众组成，去机动性地调整段子——如果现场以“讲英语的外国观众”为主，他们就会使用“脏一点”、较为挑战尺度的语言，甚至融入一些调侃台湾的笑点；若台下多是讲台湾、亚洲面孔为主，他们则倾向走“阖家欢”路线，也会预期“若调侃台湾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被冒犯”。整体而言，在台湾演出时，更像是他们的段子作为商品进入自由市场，一切以“市场价值”、“段子效果”去考量，而不需要思考敏感红线因素。

C告诉DW，“笑”是衝破所有規范、既定价值的本能行为，脱口秀藉“不断地冒犯”引出“笑”的喜剧，正是它与其他艺术、娱乐形式的不同之处，“就像摇滚或庞克乐，它就是一个很叛逆的东西，你不可能去塑造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摇滚乐”。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A、B、C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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