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霍夫伯爵夫人的故乡－位于东普鲁士的腓德列施泰因宫已于1945年毁炮火，可是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景色永远那么清晰。她回忆说：

“当我回忆起东普鲁士的湖光山色时，我总是想，它们一定还象当年一样无与伦比地美丽。也许这就是爱的最高境界吧：爱在心底，就不需天长地久地拥有。”

当年35岁的登霍夫伯爵夫人花了7个星期骑马从东普鲁士逃到西德。在汉堡，她开始了新的生活。首先她负责贝鼙?的时政部分，先后担任了该报的评论员，总编以及发行人之一。在她的影响下，贝鼙?以鲜明的自由主义风格而闻名世界。

登霍夫伯爵夫人总是坚定不移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开诚布公，哪怕因此而得罪人。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她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传播宽容的精神而奋斗。 她曾说：

“只有我们真正做到宽容，才能打破最终总是走向暴力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人的责任心是极其关键的。”

登霍夫伯爵夫人是最早开始积极支持当时的西德总理威利?/FONT>勃兰特对东部阵营的和解政策的。1971年她因此获得德国图书业和平奖。

1988年她亲自将普鲁士哲学家伊玛努埃尔－康德的纪念像复制件送回柯尼斯堡，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同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海涅奖的女性。登霍夫伯爵夫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道德威信，她的原则之一是不依附任何党派，正因为这个原因，她也被有的人划归“左派”。对此她说：

“我不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让有些人大为光火。好象谁要是有我这样的封号及家庭出身，就该是保守派才对。而我从阿登纳总理开始至今，一直胆敢对他们批评有加。当年阿登纳对东部的漠不关心让我难以忍受。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当然很恼火。”

登霍夫伯爵夫人1933年就得了“红色女伯爵”的称号，她在法兰克福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登霍夫伯爵夫人回忆道：

“是的，那时象我这样真正反对希特勒的只有共产党员。我们发动了无数的集会，散发传单，等等。其它的党派态度过于暧昧。举个例子来说：突然有一天－我想应该是1933年1月30号希特勒上台当天－大学里插上了万字旗。我当然非常愤怒，在我心目中大学是不容纳粹分子玷污的一方净土。可是除了一位共产党员，没有人愿意与我一起去把旗子拔掉。我们爬到上面，然而没能成功，旗子被锁住了，没法靠近。我想说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是真正具有忘我精神的。”

更有勇气的是，她加入了由莫尔特克伯爵与施陶芬柏格伯爵领导的暗杀希特勒的小组。她是所有成员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登霍夫伯爵夫人说：

“我能够活下来完全是个巧合。1944年7月20日政变失败后，从柯尼斯堡来抓我的纳粹汽车在路上翻车了。否则，我的命运也会和其他同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