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世纪前半叶的《柳叶刀》在世界医学界内影响深远。最新一期报道中国艾滋病扩散情况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努力控制这一免疫系统疾病的传播。文章在引言中指出，现在中国预防结构完善，科研力度增加，公众高度关注，再加上政府高层高度重视，导致中国对艾滋病的认知发生了“进化”。文章提及三项具体措施，即国家对吸毒人士、妓女及同性恋等边缘群体更加关注，对高风险群体进行例行检查，并且对感染者提供治疗。

从中国1985年6月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2005年官方统计艾滋病病毒HIV的携带者已经超过了65万。这一领域的灰色数字则更大。

中国民间关心艾滋病病人权利的活跃分子胡佳对此份政治上持高调的报告表示：“现在唱赞歌还为时过早。我们了解，艾滋病情况严重，严重问题都层出不穷，对于感染者健康权力生命权力的维护相当薄弱。所以文章提到的中央政府的决心和规划，以及他们的重视程度，都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政府承诺并不一定等于艾滋病现实情况能够获得改善,“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央的决策到了基层基本走样，或者根本实施不下去，中央拨的资源会被层层截留，到了老百姓手里所剩甚少。而且在预防艾滋病过程中的民间力量在中国还是非常薄弱的。”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艾滋病防治都是采取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负责卫生启蒙教育和舆论宣传，而公民社会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德国卫生部下属德国联邦卫生启蒙中心负责对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和政治指导；另一方面，德国民间还有很多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包括教会、红十字等，义务承担关心艾滋病人的责任。

而在中国，民间维护艾滋病病人的活动经常受到刁难，就连民众对艾滋病实际扩散规模的的知情权都无法得到保证。河南救助艾滋病活跃人士高耀洁医生一度被阻挠去美国领奖，北京艾滋病维权人士胡佳也经常受到警方的监视。

“中国共产党这一一元制的国家对民间组织是抱有忧虑的，所以他们控制民间组织的发展。在艾滋病预防的整个领域，都是民间运动的结果，都是公民社会的产物。中国在这方面发育相当不健全。现在政府是跛足，民间没有站起来。他们有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中国艾滋病抬头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高风险人群，吸毒、卖淫、卖血的人数越来越多。报告在最后一段中简短地宣布放宽对非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并且允许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展开活动。报告将其称为中国预防艾滋病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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