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底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中国财长谈话一度被视为不再追求7.5%的成长率

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驻会资深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最新的论述中指出，中国在3月间把今年的GDP成长目标订为7.5％。7月间，第5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华盛顿举行时，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说，6.5%到7.0%的经济成长率并非大问题，但他相信今年成长率可以达到7%。佩蒂斯表示，楼继伟这个谈话，意思是中国不再把7.5%的GDP成长率订为目标。当时的议题很多，中国新闻界对这个议题并没有多加讨论，不过上海证券市场还是应声下滑。

佩蒂斯指出，然而不到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楼继伟说"今年GDP成长率毫无疑问会达到7.5%"。两天后，中国政府发布统计数字，称今年第二季GDP与去年同期相比，成长率为7.5%。

一味强调经济成长率，不如重视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持续改善

长期研究中国财政金融的佩蒂斯认为，中国不可能维持7.5%的经济成长率，除非不顾危险的举债投资。他说，这会对中国已经很脆弱的财政平衡造成更大冲击。中国为了维持高经济成长率，已经过度倚赖举债投资，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中国必须舍弃经济成长率7.5%的目标，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高经济成长率，而是人民持续改善生活水平，并使中国经济在有效防范信用泡沫的情况下重新架构。因此中国需要的是平衡，需要的是快速的消费增加，而不是快速的投资增加，才能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出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佩蒂斯，目前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他曾任职于JP摩根公司、瑞士信用第一波士顿银行等跨国企业。他指出，最近有两个数字格外值得重视，一个是好消息：西方的研究机构分析指出，中国的农民工平均薪资年增率由9.5%上升为10.5％，这说明即使经济成长率下滑，劳动市场依然强健。坏消息则是：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 GDP成长，54%是因为投资；消费只占45%，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增加投资，却不能从其中得到效益，意义何在？

中国过去30年的成长，主要投资成长与信贷增长，包括大规模对制造业、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房地产的发展，从而也大幅增加了劳工的生产力。佩蒂斯指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先进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主要差距不在于资本，而在于人民能否建设性的与有效的吸收这些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法律体制与金融体系相对仍然虚弱，社会这种能力不足，问题如今已经浮现。

中国的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间的大型企业，投资与信贷增加的速率，超过了债务偿还能力的增加速率。所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清楚表明要有效控制信贷扩张的幅度，这难以避免的会降低GDP的成长率，而且会持续下滑很多年。

佩蒂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应该减少对投资的比重，转而增加消费。他说，中国的消费在经济成长中的比重为什么这么低？多年来，有一种说法称这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所致，其实这是误解，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因为中国的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太低，只占大约50%。

人民真正在意的，是实质可支配所得，而不是经济成长率

他说，降低GDP成长率，并不意味中国会出现社会或政治危机。几十年来，中国的家庭收入每年增加的幅度超过7%，尽管幅度不如GDP的成长率，仍然是惊人的成就，这是应该维系的数字。一般中国老百姓，就像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民一样，并不在意国民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实质可支配所得。因此北京领导人订定政策时，应该把目标订为让中位数的国民所得数字维持至少6%至7%的成长率。同时继续把资本密集产业转为劳力密集产业，使GDP成长降低时，不致造成就业率也降低。

这样，一方面确保社会安定，一方面经济前进。 GDP成长率降为3%、4%，看起来比过去下滑了很多，其实仍是相当高的，最重要的，这能够强有力的限制信用扩张。

中国追求经济成长率，付出代价太高

如何GDP只成长3%、4%，家庭收入却可以增加7%？佩蒂斯指出，多年来，"隐藏的转移"促成了经济成长却压低了家庭所得的增加幅度。这些"隐藏的转移"包括原有的社会安全网解体、环境破坏、劳工权益遭到漠视等。最严重的"隐藏的转移"来自日本模式，一是薪资成长不及生产力成长，二是币值低估，三是金融抑制税。尤其是金融抑制税，以强制的低利率扭曲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独厚借款人却不利于储款人。

这位专家表示，扭转这些机制，必然可以降低"隐藏的转移"，会使GDP成长减缓，却有助于家庭所得增加。佩蒂斯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是任内的出色成就。

作者：刘新（华盛顿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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