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旧报纸：德媒评中共党庆
2021年6月22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每逢中国共产党大的建党周年日，对德国媒体来说是一个聚焦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契机。德国报章当年的评论分析，今天读来，不少依然令人回味深思。
1971年
中共建党50周年之际，中国正处在文革中期。西德《世界报》刊载系列文章，回顾中共建党50年的发展。在分析当时的状况时，作者认为中共只是“毛的工具”：
“毛泽东不同于列宁主义传统的对党的全新理解得到了固化：对毛来说，党从来不是一个有其自身合法性的被神圣化的机构，而只是众多的可用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化的工具之一。机制的改善是次要的。即兴的群众运动强于完善的组织机构，群众创造性的自我发展高于精英的纪律，道德政治因素比技术官僚的能力更重要，内心的无产阶级化比属于哪个党派更重要，阶级斗争高于党的纪律，‘自下而上的革命’优于‘自上而下’。毛的一个思维特性是，不是信任精英，而是信任‘群众’。”
东德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则发表长篇大论，记述中共建党50年的业绩。但在当时中苏关系冷淡的背景下，同时强调毛泽东的路线让中共“误入歧途”：
“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罔顾历史经验，越发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举起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旗帜。这种做法不仅极大损害了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是当前中国领导人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这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还写道：“起初只是偏离主流的毛主义，如今已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度由毛泽东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左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深刻矛盾。”
1981年
中共建党60年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起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胡耀邦，但在幕后掌控全局的老人仍是邓小平。
《南德意志报》载文介绍了中共高层对文革的反省以及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矛盾态度，包括对毛的功过的“一分为二”:
“党近乎宣誓般地声明，尽管有种种批评，还是要坚守毛泽东及其基本理论，今后甚至还要加强。根据在（11届6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毛的思想被视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无论何时都将继续指引方向。这一宣示与至少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实践有着明显反差。例如在经济改革方面出现了变化，尝试了试验，提出了理论，这在毛的时代是无人敢想的。”
《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对胡耀邦和邓小平来说，眼下重要的似乎是，让党内务实派在最高层的权力要求得到保障，使被邓小平视为其终身业绩的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改革派也很清楚，没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就难以形成统一路线和持续性。不过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的特性，已经与毛无法分离。”
1991年
1989年的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两年，冷战结束，苏东解体，迎来建党70周年的中共在德国记者眼中，是一个不愿接受现实的僵化悖论。
《南德意志报》的报道写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中国领导人要以此应对像东欧剧变那样的危险。这是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本周一在北京庆祝中共建党7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所强调的。他警告‘外国敌对势力’一直在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把中国带回资本主义。”
该报另一篇署名文章写道：“在六四屠杀发生两年后，中共领导层通过的双重决议——以期在不放松政治制度铁腕禁锢的前提下让经济改革重新步入轨道，乃不得已而为之。这与其说是一次解脱，不如说是精疲力尽的表现。”
这一年6月，中国政府组织一批外国记者到延安参观采访。德国记者Jürgen Kremb是其中之一，他在延安领教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商业化旅游的结合体后，为《斯图加特报》发回了报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的试验’，西安中共党史研究者王绍民（音）说，‘我们对它的成功还抱有很大希望’。不过在它70年的历史中，中共一直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套基本运作有效的计划生育体系——在亚洲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政府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中共历史上，以往的错误始被敷衍粉饰，没有真正得到纠正。”
2001年
进入新千年后，中共迎来80岁生日。《南德意志报》驻京记者撰文题为“共产主义已死，共产党万岁”。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人们早已不再互称‘同志’，共产党到了退休年龄，但丝毫没有让位的意思。它经历了世界上其它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成批步入坟墓，被变革的病毒吞噬。但它却在壮大，中共有6450万党员。党称，仅过去一年就有1400万人递交了入党申请，大学生中党员的数量过去5年增加了一倍。
二十年来，中共一直在宣传经济改革，但同时，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腐败蔓延到最高层，许多公民对它只剩下无奈的玩世不恭。”
2011年
中共迎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任期已接近尾声。《世界报》驻华记者写道：
“中国庆祝党的90岁生日，没有新的想法、新的倡议。胡锦涛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有关这个世界及其未来的重大问题，既没有从全球的层面，也没有从国家的层面，没有谈气候保护、国际秩序、中国的城市化或社会结构变化。”
《每日镜报》则写道：“对外开放和中国经济上的成功，的确是中共维持其权力的保障。它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因无足轻重而纷纷消失——古巴和朝鲜是例外，它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外界隔绝、经济上破产，而中共却依然握有权力？”
作者指出，30年的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但中共领导人拒绝政治开放和民主改革，认为民众富裕水平的提高就能保障中国的稳定和党的权力。“威权政治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这被北京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成功模式，一种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意借鉴的范例。但经济腾飞对中共来说既是法宝，也造成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千百万人仍生活在贫困中，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破坏，也助长了党内腐败。在没有持续政治开放和独立监督的情况下，这些社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决定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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