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6年4月25日是维吾尔诗人法蒂玛·阿卜都加富尔最后一次收到父亲传来的讯息。她父亲当时在讯息中写道：“我有件急事要告诉妳，回电给我。”但当她却未能即时回电给父亲，那封讯息也成了两人通联纪录中，最后一则对话。

而在她父亲消失超过四年后，法蒂玛·阿卜都加富尔突然在今年9月8日收到一封来自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来信，信件内容是中国政府针对她父亲失踪案件做出的官方回復。她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称我父亲于2018年11月3日因‘严重肺炎’与‘肺结核’而病逝。信中也提到我母亲目前正过着正常的社交生活。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提供任何关于我弟弟与妹妹的状况。”

法蒂玛说，她在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后，放声大哭并大喊：“我爸死了，我现在没有爸爸了。”她告诉德国之声，因为社群媒体上有非常多人关注她父亲与家人的状况，所以她决定透过一段视频与国际社会分享她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

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将新疆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人与少数民族穆斯林关入当地的再教育营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24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自2019年12月以来，新疆政府仍在61个已存在的监禁设施进行扩建工程。

维吾尔司机因往返伊斯兰国家遭送再教育营

法蒂玛的父亲原是一名司机，后来在家乡喀什开了间餐馆，成为创业家。她告诉德国之声，父亲因担任司机与经商的关系，曾多次往返巴基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她说：“他1993年曾在去哈萨克斯坦出差后，到沙特阿拉伯参加朝觐。在那之前，他因替中国的国家观光局工作，所以曾多次开车到巴基斯坦。这也是为何他曾多次前往穆斯林国家。”

法蒂玛表示，他们全家最后一次团聚是2016年1月，当时因她母亲在伊斯坦布尔照顾刚出生的侄女，所以她与她父亲跟奶奶都飞到土耳其与家人团聚。不久后，她父亲丶奶奶与其中一位妹妹先返回新疆，而她也在那之后不久与父亲断绝了联系。

她说：“我只能透过在伊斯坦布尔的母亲与妹妹得到新疆当地的情况。2017年2月我母亲与妹妹带着侄女回到喀什，当时新疆的情况仍看似正常。但不久后，当地的情况突然变得相当紧张。”

法蒂玛告诉德国之声，她是透过一名曾被关入再教育营的熟人证实父亲于2017年3月被关入再教育营。该名熟人被再教育营人员讯问时，曾被告知法蒂玛的父亲曾到沙特阿拉伯参与朝觐，并有多名家属住在国外，所以他被视为一名危险人物。法蒂玛说：“再教育营人员称，我父亲会至少被判刑十年。他们在讯问该名熟人时，还问到我父亲为何于2016年去伊斯坦布尔。”

法蒂玛说，她在得知父亲可能被判刑十年后，脑中瞬间一片空白，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麽做。她向德国之声表示：“我当时便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向中国驻外使馆求助，因为一旦联系使馆，他们以后便会不断叫我去参与他们举办的活动，并说我‘应该对使馆表示忠诚’。”

向联合国寻求协助

2019年2月，法蒂玛在流亡美国的维吾尔运动者埃拉帕提·艾尔肯的提议下，决定开始搜集与父亲失踪案相关的证据，并于2019年4月正式向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递交文件，希望透过该小组向中国政府询问她父亲与其他家人的下落。

法蒂玛告诉德国之声：“搜集证据与写下相关细节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充满创伤的经验。我是个诗人，所以我往往情感非常丰富。我是在鼓起极大的勇气后，才能写下与父亲跟家人失联的整个过程。”

在等了数月后，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于2019年10月告知法蒂玛，他们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向中国政府询问她父亲与家人的下落。但该会议结束后，联合国并未给予法蒂玛更多的讯息。直到2020年9月，他们才透过电邮，正式与法蒂玛分享中国政府的官方答復。

不过对法蒂玛来说，虽然中国政府已证实她父亲因病而去世，她对于父亲死于“严重肺炎与肺结核”的说词仍存有诸多质疑。她告诉德国之声，她父亲2016年申请去土耳其签证时，必须出示已接种多项疫苗的证明，其中包含预防肺结核的疫苗。

而在她印象中，她父亲仅有糖尿病与偏头痛等健康问题，并无政府所叙述的肺炎或肺结核等病。她说：“即便我父亲确实丧命于肺炎或肺结核，他也一定是于再教育营内被感染的。我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据实以告我父亲的死因，所以我现在的任务是厘清他到底为何而死丶他死于何处以及他的遗体在何处。”

得知父亲死讯是维权行动的开始

虽然法蒂玛已正式得知父亲死讯，但她说，既然中国政府声称她母亲目前过着“正常的社交生活”，她希望中国政府能尽快让她联系上母亲。她告诉德国之声：“如果我母亲真的过着正常社交生活的话，为何我现在仍无法联系她？另外，我弟弟与妹妹到底在哪？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将相关细节交代清楚。”

事实上，法蒂玛在土耳其的妹妹也向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询问家人的下落，但中国使馆不但没有提供相关资讯，反而要求她妹妹告知使馆她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相关细节丶她在成为土耳其公民前的名字以及其他私人资讯。法蒂玛向德国之声表示：“我向联合国工作小组递交案件资讯时，他们从未要求我提供任何个人讯息。为何中国大使馆会需要我妹妹的个人资讯？”

虽然法蒂玛从未将自己视为一名人权捍卫者，但她认为得知父亲的死讯，只是她展开维权的第一步。她计画寻求人权律师或是人权团体的协助，开始找寻与她父亲相关的官方文件，并透过搜集证据为控告中国政府做准备。

她告诉德国之声：“如果我能找到人权律师或相关组织替我搜集所有关于我父亲死亡案件的证据，我会尝试运用这些资讯来控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最近才刚表示中国的新疆工作‘取得重大成效’。我也会鼓励其他维吾尔人透过不同管道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北京分享与他们家人相关的资讯。我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