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之堂其实有一个很“普罗”的名字－柏林人民舞台(Voklsbühne)。这个最早由柏林劳动阶层捐钱建造起来的在柏林东部的剧院，经过德国著名话剧导演与总监Frank Castorf的十多年经营，目前是德国最活跃戏剧艺术舞台。就是在这个差不多相当于“北京人艺”的严肃艺术殿堂，上周六晚(10月14日)举行了“后色情时代与政治”研讨会，在舞台上表演的是美国“后色情主义”之母或者祖母安妮.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

这位今年51岁的“安妮宝贝”在二三十年前可是美国色情电影的红星，息影后成为“色情行为艺术家”，著名的一次行为便是邀请一帮男人到舞台上用医学窥视镜和手电筒窥视她的子宫颈，称这是“解除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在柏林，“安妮宝贝”向台下也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士大讲她的生殖器的内部构造。“这算是艺术吗？”柏林一家报纸问道。

到处都是色情，色情就是文化

也就是在二十年前，在欧美城市中，色情影像还是属于红灯街区阴暗角落的小放映厅和性商店，体面人士出入这种场所是恨不得要把脸遮起来的。如今，色情已经从“下流”广泛进入了“主流”甚至“上流”社会。在互联网的时代，想要“非礼勿视”几乎是不可能的。互联网和色情可以说是一对谁也离不开谁的联体姐妹，打开电脑联上网，就像是打开了色情内容的水龙头。

在这个色情信息充斥的时代，还要向孩子们进行性启蒙教育，告诉他们爱情、色情和性爱之间的区别吗？你别老土了。性教育现在是媒体该干的事。美国导演John Cameron Mitchell已经用“性爱巴士”把真实的性交镜头送进了主流艺术电影节，英国导演Michael Winterbottom也在两年前就把18岁以下禁看的口交手淫贡献给了戛纳。什么是猥亵淫秽的三级片？什么是旨趣高雅的文艺片？同样是被录影被拍照的人类交合行为，该怎样区分“下流”和“上流”？

也就是在二十年前，女性主义者还把色情电影看作是满足男人的性幻想和将女人“物品化”而大加鞭笞。如今，色情片女主角如安妮.斯普林克自己摇身一变都成了“女性主义者”，而且打出的旗号就是：“我喜欢被物品化。”这位把自己称为“性工作者”的女性行为艺术家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或者说艺术的：“我的工作对于艺术来说太色情了，对于色情来说又太艺术了。”所以，她称自己是“后色情现代主义者”。

所以，文化研究者认真地提醒大家，色情已经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你色我色男色女色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全民都色。当色情变成文艺变成娱乐变成像公共汽车一样穿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还有理由对它另眼相看吗？大学课堂里在讲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已经开始在讨论“后色情主义”。不久，说不上就有哲学教授手里摇晃着假阳具讲授“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其实这算什么，中国江苏的美术教授莫小新已经裸体授课了。不过一个叫苏非舒的诗人因为当众裸体朗读诗歌而被拘留了)。

色情是文化，与政治有何干系？

色情是文化，这在柏林有关色情的研讨会与电影节上已经差不多是老生常谈了。那么色情怎么就又政治了呢？这本来是活动主办者要探讨的一个话题。从整个活动来看，参加者普遍将色情进行了文化学和社会学上的提升，但是在让色情与政治发生关系上却很勉强。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这一活动因此而有了缺憾，因为主办者的宗旨是：与其勉强发生关系，不如不发生关系。

只有一位参加研讨会的法国学者让色情和政治发生了点有那么点意思的关系。这位学者在报告中放了一段为法国社会中产阶层白人同性恋者拍摄的色情影片片断，里面是法国北非裔阿拉伯男人边看异性间性爱录像边手淫，而录像中的异性性爱场面本身在影片片断中是在画面之外的。

这位法国学者从这一复杂的色情镜头调度中看出了政治问题－一种阶级与权力的幻想。在上述影片片断里，北非裔阿拉伯男人代表的是被法国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社会下层边缘人物，他们对于那些中产白人同性恋者来说，一方面是性幻想中被性驾御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醒说，这些性对象是社会底层的阿拉伯人，他们由于宗教和社会出身的关系，只能是异性的性取向。也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也是有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