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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末日前夕   三名记者的自白

李澄欣
2021年6月23日

香港《苹果日报》敲响丧钟,23日午夜停运,告别26年历史。三名留守到“末日”的在职记者,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百感交集,“我只不过是想做个称职的记者,为什麽要承受这些?”

Hongkong vor Gerichtstermin für Führungskräfte Apple Daily
《苹果日报》是香港公信力排名第三的报章,被视为香港唯一未被“染红”的主流媒体,因而一直遭北京封杀。图为6月19日,香港市民到法院外声援被捕的壹传媒高层。图像来源: LAM YIK/REUTERS

(德国之声中文网)机器隆隆作响,油墨味在厂房中弥漫,几十名《苹果日报》记者凌晨即兴来到印刷厂,希望在“末日”前见证报章印刷。

负责“带队”的资深港闻专题组记者Anson(化名)说:“这些机器运作了四分一个世纪,现在很嘈吵,想到停运后会变成一片寂静,就很伤感,这一切都不应该这麽快结束的。”

6月23日,《苹果日报》宣布基于员工安全及人力考虑,午夜起停止运作。而在两天之前,母公司壹传媒的董事会已预告《苹果》进入倒数,将结束26年的报业王国。

当晚消息传出后,《苹果》记者们百感交杂,有人吃饭时提议到印刷厂看看,Anson于是带着数十位同事到印刷厂参观。

同行的包括静态组记者Emily,她说自己第一次踏入苹果印刷厂房,内心很激动。“看着一份一份报纸印出来,做报纸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也很不简单,由我们采访丶写稿,到美术设计丶排版,再到印刷丶发行,都是大家齐心合作的结晶。”她近距离看到印刷工人工作,替他们担心,“他们的工作很专门,公司停运后,这些工人能找到其他工作吗?这些机器,会变成废铁吗?”。

她约3年前加入《苹果》,2019年反送中运动在前线采访,和同事在抗争现场并肩作战,“看到大家都穿着记者背心,会觉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形容《苹果》人都很有记者的使命感,“很硬颈,不会屈服,不畏强权,充满求真精神”。

眼见公司被逼上绝路,Emily表示伤心和悲愤,近日情绪很波动,看到相关新闻图片都会忍不住哭,“就好像被分手,而明明你还很爱那个人”。

6月17日早上,香港警方根据《国安法》突击搜查壹传媒总部,带走记者的电脑图像来源: dpa/Apple Daily/AP/picture alliance

七一大限

去年8月10日,《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不获保释,至今仍在还柙。今年四丶五月,香港政圈开始传出消息指,北京及港府会在七一中共建党百周年丶香港回归24周年的“死线”前取缔《苹果》等媒体。

港闻记者Anson说,他当时对传闻不以为然,“一直觉得完全无可能,我们行得正企(站)得正,他要怎样搞我们?”,没想到是自己“太天真”。

6月17日早上,香港警方根据《国安法》突击搜查壹传媒总部,拘捕五名高层。Anson收到消息立即赶回公司,目睹约500名警员气势汹汹搜查编辑室,带走记者的电脑,是继去年黎智英被捕后警方第二次同类行动。他坦言,这是任职记者近20年来最难忘丶亦最想忘记的画面。“就是有一班不值得被尊重丶甘为权力爪牙的武装份子,踩踏进一个如同圣殿般的新闻媒体基地肆意搜刮,而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正面直视这一切却是无能为力。”

“存在就是罪”

《苹果》五名被捕高层分别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丶总编辑罗伟光丶副社长陈沛敏丶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丶壹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其中张剑虹和罗伟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首度向新闻工作者“开刀”。

两人6月19日提堂,逾百人到法院外声援,Anson入内旁听,他形容检方的指控超出想像,令在场人士哗然,“我不能讲庭上说了什麽,但大家听到真的‘哗’一声,那些指控很荒谬,好像存在就是罪”。

另一名《苹果日报》财经组记者陆先生,当天亦有到庭支持上司。他说原打算穿上《苹果》创刊26年推出的“Truth is power”上衣到场,出门前却被忧心的家人阻止了,“其实失去新闻自由,只是由失去言论自由的另一表征”。

他说对于《苹果》即将停运感到无力,但情绪上较抽离,感受是“有个了断”。他解释,站在员工立场,《苹果》遭国安法判定为“犯罪组织”并以此方式完结,众高层陷入判监的风险和苦果,当然不是好事;但如果以《苹果》的历史责任来说,也未为是坏事,

“我会自我安慰地想,《苹果日报》就是要揭露社会不公义丶权贵的腐朽,这样被迫使停业,不就是最佳的证据,去揭示香港目前的状况吗?”。

2020年8月10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不获保释,至今仍在还柙图像来源: Tyrone SiU/REUTERS

“肥佬黎好瘦”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苹果日报》是少数仍会批评中国政府及港府的报章,被视为香港唯一未被“染红”的主流媒体,因而一直遭北京封杀。在政治压力下,在内地有业务的本地大财团都避免在《苹果》刊登广告,该报收入节节下跌,近年经营困难。

陆先生约7年前加入壹传媒,当时公司已陷入财政困境,“在这几年间每次看到公司出年报丶发盈警,我也在想‘肥佬黎’(黎智英)的身家到底有多少,能自掏腰包支撑公司多久?”。而近期政治压力越明显,当局预言要整顿传媒,“即使能捱过七一,那十一国庆呢?不论是财困结业,还是以这个方式完结,说到底,同样是中共打压的结果”。

被问及在壹传媒最难忘的事,他开玩笑说是看到“‘肥佬黎’好瘦”,指以前听说黎智英駡人很凶丶很火爆,没想到真人非常谦卑。他分享印象深刻的一幕:“经过走廊,他微弯腰丶摊开手让我先过,那一刻我心跳加快了点,加紧脚步行过。我猜不少人都曾被他让路,老板对你这样做,而且他是一个大家都很尊敬的人, 他很humble丶低姿态。”

陆先生引用《圣经》的比喻,财主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的孔更难,因为他们的心思在财宝上。他指,黎智英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成为富翁,正常来说不会轻易放手,“但‘肥佬黎’没有投共,还冒险拿自己的钱放在《苹果》,所以他真是很难得的有心人。很多人说他收了外国钱,如果他是为钱就一早走了,但现在他在坐牢”。

他又提到,两年前公司为了提振员工士气,每日下午三点提供包点作下午茶,有时还有蛋挞,更在总部每层设有两台汽水机和零食机,里面有贵价果汁和高级冰棍,给同事免费自取,“当时公司已是亏损的状态,还这样对员工,真是疯狂的公司丶疯狂的老板”。而他作为员工也处处为公司着想,食物省着吃,做调查报道时也省着查册,每份文件都是看完有需要才买,“因为想公司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苹果日报》23日午夜停运,24日出版的报纸将是最后一份,结束26年历史。图像来源: Kin Cheung/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香港新闻自由已死”

但能否营运下去,由不得《苹果》。香港保安局引用《国安法》条文,未定罪就冻结3间与《苹果》相关公司的资产,涉款1800万港元,公司将出现资金链断裂,难以支付员工薪金,800多名员工面临失业。

陆先生表示失去饭碗有点旁徨,但更让他痛心的是香港新闻界的骨牌式沦陷。“失去《苹果日报》,下一步就会到《立场新闻》等媒体,再没有具公信力的媒体后,我不知道香港会变成怎麽。”

他想到身陷囹圄的抗争者,他们日后再不能够在狱中透过《苹果》了解香港时事。“我们每日都要开‘锄报会’,有一日报纸出现一个低级错误,因为排版出错,一篇文章重覆了在它的正下方。排版同事在会上道歉,而最后发言的(副社长)陈沛敏认真斥责,大概内容是:‘手足每日在狱中就是看《苹果日报》接收资讯,因为这个错误,他们就少了一则资讯,这样对得起他们吗?不可以这样马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22日回应《苹果》事件时,否认打击新闻自由,强调警方的执法行动与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而是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港闻记者Anson反驳称,自2020年6月30日晚国安法生效起,传媒人就要自我审查,“制裁中国不能写,香港独立不能写,连受访者讲了‘光复香港丶时代革命’口号也不能写”,采访时的资料也要小心处理掉,以保障个人和受访者的安全。他直言“香港新闻自由已死”,“只有自由与不自由,‘部分自由’(partially free)也是不自由”。

这一段话,来自台湾《自由时代周刊》的标语“争取100%自由”。1989年4月7日,《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为坚持言论自由丶拒绝因刊登台湾新宪法草案遭判乱罪起诉逮捕,于杂志社自囚71天后自焚身亡。

Anson说,8年前曾在台湾参观郑南榕纪念馆,记得自焚的总编辑室现场还有烧焦的味道,“我那时候眼框湿湿,在想香港人会不会有一天,也要为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沈重的代价?”

国安法首度向新闻工作者“开刀”,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与总编辑罗伟光一样不获准保释。图像来源: ANTHONY WALLACE/AFP

辞职能保安全吗?

如今报馆被搜丶上司被控,《苹果》记者都在计算风险和代价。年资较浅的Emily说,为了安全已递交辞职信冀“留得青山在”,但在此局势下也不能保证什麽。“理性地想,他们(当局)只是想公司关门,但关门后是否其他同事就没事丶不会被清算?这很难讲,你不知道他想做到多尽,这就是白色恐怖。”

告别三年多的记者生涯,她表示十分光荣也毫不后悔,“做对的事,对得起自己和香港人”,却同时因为新闻工作和时局变化而心力交瘁,“要走在前线见证着香港每日很疯狂的事,但又要很冷静和抽离地写”,生活和情绪都饱受困扰,因此希望转行“当是休息一下”。

但转行并不容易,Emily说很多公司都封杀《苹果》,而且不限于新闻界,“不只其他传媒机构不请《苹果》记者,连其他行业,例如公关丶文字工作的公司,很多都把我们列入黑名单”。

财经记者陆先生也递了辞职信,即将离开新闻界,甚至有意离开香港。“香港再没有空间做我想做的新闻,所以我宁愿从新开始,由低做起,都不想继续‘磨烂席’丶纠缠下去。”他说家人一直很担心他的安全,曾多次劝他离职,所以这次得悉他要离开也很开心。

写到最后一刻

年资有近20年的Anson也担心影响家人和年幼的儿子,“如果有一日我被捕,我会很伤心,很遗憾,很难受,因为不能陪儿子成长”,又反问:“我只不过是想做个称职的记者,为什麽要承受这些?”然而话锋一转,他又表示“不能担心太多”,“我们在做对的事,怕什麽?为什麽要活在恐惧中?”。

同事们陆续请辞,但他一直未递交辞职信,“公司一日未解雇或遣散我,我也还是员工,会留下来做好眼前的每一天”。他受访时还在忙着工作,要在最后一期报章写《苹果》的“福寿版”——这是香港记者的术语,意思是为去世的名人或公司撰写纪念特稿。

《苹果》“去世”后,未来的路怎麽走?Anson认为该报的精神是讲真相丶拥抱公义丶支持民主自由,即使报馆停运,其核心价值也不会消失,他也斩钉截铁表示会继续做记者,但要打破旧有框框,“可能是在Facebook上写”。

他强调,在极权统治下,记者一定不能独善其身,但越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越需要新闻,记者的岗位反而变得更重要。他又说作为记者,每次感到无力,就更努力做好工作,“在现在的香港,无力是必然的,当你知道是必然,就不会被无力感困住,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苹果日报》丧钟响起,但印刷机还没停下,“末日”稿还是要出,报纸还是要印。Anson说完又埋头处理“福寿版”,完成《苹果》最后的出版任务。

专访黎智英:我会与香港共存亡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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