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当阿尔弗雷德·皮彼瑞特（Alfreda Pipiraitė） 18岁的时候，她以为她终于被新家庭所接受了。"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称我为德国猪、希特勒崇拜者、法西斯分子等等。当家里人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痛心。"

其实阿尔弗雷德·皮彼瑞特的原名叫路易丝·奎奇（Luise Quietsch），是德国人，出生于1940年当时东普鲁士的施威斯特霍夫（Schwesternhof）。她4岁的时候被一个立陶宛家庭当成"狼孩儿"收养。据史学家莱瑟罗维茨（Ruth Leiserowitz）估计，在二战快结束的混乱时期，有5000多名儿童从东普鲁士逃到立陶宛寻找食物和栖身之处。确切的数字无从而知。

二战夺去了"狼孩儿"们的父母、家庭和语言。这场战争抢走了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这些四到十二岁的孩子们游荡在树林中，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连鞋都没有。他们的肚子浮肿，胳膊细如竹竿。他们的牙齿渐渐腐烂。他们有时候吃草、有时候吃青蛙，有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

从苏联兵营里"被偷走了"

路易丝最初和姨妈、表弟一起逃到西部。当时被烧焦的树干燃着点点火星。死马躺在路边，旁边可以看到汽车的废墟和半开的手提箱。 "有些箱子里有一个玩具熊，我会说，'哎，停一下，我想要它'"，路易丝讲述她坐有篷马车逃难的经历。她的记忆已支离破碎。大部分已经被遗忘，更多正在被遗忘。

"我们突然被俄国人追上了。我只记得可怕的妇女尖叫声。她们就在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被强奸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继续说。炸弹袭击拆散了她和姨妈。一位苏联军队厨师将她带到了立陶宛。在那里，她在军营栅栏后面看到一名年轻女子，这位女子拿出了糖果。 "于是我就跟着走了，我沿着栅栏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一个洞，然后我就从洞里钻了出来 ，来到了这个立陶宛家庭，嗯！我就是这样'被偷走'的！"她笑着说。

路易斯很爱笑，高兴时她笑，尴尬和害羞时也笑。因为她在不幸中却是幸运的：路易丝改名为阿尔弗雷德。这个立陶宛家庭为她办了立陶宛身份证，送她上了学。"我一直啥也不缺，衣食无忧。我当时是总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当然需要一个家庭，"她说。 "有时我甚至忘记了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谩骂和强奸

其他人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瑞斯克（Ruth Deske ）13岁的时候才去了立陶宛，她非法搭乘了一列货运火车。她被抓到、被扔下火车后，又跳上了下一班火车。在立陶宛，她到处乞讨，并带着她讨来的食物回到东普鲁士。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此事。母亲去世后，仅留下她和三个兄弟姐妹。她抱着最小的弟弟徒步穿越边境。 "他骨瘦如柴、自己寸步难行。"她在记者韦特贝格（Sonya Winterberg）的书《我们是狼孩儿》中说到。

其他的"狼孩儿"游过尼曼河或步行了数千里。谁能最终到达立陶宛，并在那儿找到一个新家庭，往往不得不为住所和食物而辛苦工作：在马厩里、当牧童，做邮递员，当女佣。只有少数孩子能去上学。所以有许多狼孩儿至今仍是文盲。一些遭受侮辱或殴打，路易斯说："有些女孩甚至被立陶宛的主人强奸。然后还被警告闭嘴，否则会更糟，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敢提一个字。"

"你是德国人？你胡扯吧！"

"Vokietukai"--渺小的德国人，立陶宛人这样称呼这些无亲无故的“狼孩儿”。这些孩子在立陶宛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对自己行为的羞耻和偏见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在苏联时期时刻伴随人们的恐惧感。"立陶宛作家莱彼卡斯（Alvydas Šlepikas）说，"（一旦被发现）一家人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 千万不能被发现，这也是许多孩子不能上学的原因。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立陶宛的名字。所以他们必须说立陶宛语和拒绝承认他们的德国血统。 "这一直是个秘密。我知道我没有权利，我必须沉默和听话，我也照做了。"路易斯回忆说。甚至连她的丈夫和女儿都很多年不知道她有德国血统。 "我结婚之前告诉我的丈夫说：我是德国人，他说。'哈，哈，你胡扯！'之后我们再也没谈及这个话题，"她说。

害怕"俄罗斯姐姐"

当立陶宛于1990年独立后，恐惧感逐渐消失。 "狼孩儿"开始寻找他们的家人，他们给红十字会寄寻人启事。路易丝找到了她失散48年的的兄弟姐妹。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就像大海捞针。他们来到立陶宛的时候还很小，他们对德国的记忆已所剩无几。

德国亲戚也不总是乐意知道他们失散的兄弟姐妹的境况。他们害怕这些"俄罗斯姐姐"和他们争夺遗产。

目前约有80个"狼孩儿"生活在立陶宛，部分生活贫困。他们的退休金微薄。立陶宛政府2008年才开始给"狼孩儿"发放养老金补贴，所谓的"孤儿奖"：180立特，约50欧元一个月 - 前提是他们能证明他们在东普鲁士出生。

拉线玩偶勾起的德语记忆

由于官僚主义、缺乏语言技能和文凭，“狼孩儿”返回德国的希望也破灭了。德国政府对“狼孩”的态度也不明朗。2007年前联邦议员冯·斯特滕（Wolfgang von Stetten）分析说：“‘狼孩儿现在生活窘迫，为这些人提供一小笔养老金的所有努力终以失败告终，这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种耻辱。”

为此路易斯不用担心。她可以上大学，收入也还不错。如今，她和丈夫生活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她的客厅里摆满了书，其中也有德语书。20世纪九十年代初路易斯又重新记起了她的母语，纯属偶然。当她路过一家玩具店时，德语单词“Hampelmann”—“ 拉线玩偶”突然闪过她的脑海。“我不禁自问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个词？我自己也很惊讶。我以为，我已经忘了所有的德语。然后我便开始重新学习德语。” 路易斯已适应了在立陶宛的生活。

作者： Monika Griebeler 编译：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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