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审理仅仅两天就宣布了判决，速度有些惊人的快。要知道，凡高凶杀事件极为残忍，影响极坏。不过，不能因为仅两天时间就简单地断言判决轻率，时间短。判决本身并不让人感到惊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料之中，别无他择：法官宣判27岁的伯利耶终身监禁。他的罪名是：杀害了荷兰电影导演凡高，威胁了该国议员阿里并让警察险些丧命。

伯利耶的父母来自摩洛哥。他本人在办案期间坚持不要律师，他对杀人行为供认不讳并声称，有机会还要再干。

在这样的罪犯面前，法制国家又能怎样，除了给他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对伯利耶来说，是轻而又轻了。他本人希望吃警官的枪子，一命呜呼，做个光荣的殉道者，走进历史。在天国中赢得安身之地换来现在的荷兰监狱，这离他的打算太远，也不是他所希望的。

如果事发在他父母的家乡抑或许多穆斯林国家，凶手就被执行死刑了，但也有例外，要看凶手作了什么，杀了谁。在有些穆斯林国家，伯利耶也会成为英雄的，因为他杀死的凡高竟敢公然亵渎可兰经，诬蔑伊斯兰以及穆斯林的先知神明。

阿姆斯特丹法院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但终身监禁的判决决不意味着轻判伯利耶，对这样的凶手根本谈不上从轻处置。只是，法庭要是多在发生凶杀事件的根源上展开讨论，就更加合适了。

难道不能一问：亵渎少数民族的宗教神明以及对他们情感的恶毒谩骂，真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真的属于电影导演“自由创作”的范畴？

假如伯利耶请律师替他辩护，人们就会在法庭上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政界也会给予更大的注意，而不象现在，时过境迁，政府被繁琐的日常政务忙得脱不开身。

以多元文化著称的荷兰社会并没有在凡高被杀事件后就变成了的“文化冲突”的公开场所，这一点，荷兰政界和民众都感到庆幸。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为什么不呢，凶手已经抓获，他已认罪不讳。为什么还要追究凶杀事件不放，非要继续深挖动机呢？

这些问题本身并没有错。但凡高一案向人们揭示了一系列可以弥补的社会缺陷，不仅在荷兰，欧洲居住穆斯林人的国家和城市都普遍存在。这样看来，也许对伯利耶的判决的确合情合理，但判决本身却不是对存在问题的回答。法庭无法对这样的问题给予答复，它只能来自政界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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