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四十年前，当伊斯兰革命成功地废黜了伊朗最后的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时，我年仅七岁。但是，年幼并没有让我置身事外。我的家人--准确地说，支持革命的那部分家人带我去参加了一些示威游行。和当时许多伊朗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分裂为两个阵营：反对沙阿（伊朗君主）的多数派和反对革命的少数派。

刚开始的几个月内，在家里或者在街头参与政治讨论，仍然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在学校里我们必须要唱颂赞领袖霍梅尼和他的领导团队的歌曲，但是在街头，革命反对者时不时地把我们围起来，让我们高喊批评口号，反对神职人员掌握政权。没过多久，我们这些小孩受到家人的警告：小心惹来麻烦。

到底应该支持哪一边？这样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人提了。我们被带出学校，来到刑场，观看"反革命分子"被挂上绞架。直到今天，这一罪名仍然被用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足以让他们遭受的酷刑正当化。

暴力镇压体制反对者

死刑、牢狱和流放是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打压任何影响其统治的反对派的主要手段。君主政权被推翻几天之后，沙阿政府的官员和部分军事长官就被执行死刑。但很快地，在1980年代，数以千计的曾经参与革命的人士也遭到杀戮，大多没有经过任何审判。

新成立的伊斯兰政权从来不会吝啬向抗议民众开枪，无论他们什么时候走上街头，就像2009年和2018年发生的情况那样。

另一个证明这个政权不惜一切手段维持权力的事实，就是针对包括作家在内的反对者的系列谋杀。当时，我是一名记者，以及伊朗作家协会会员。

1998年秋天，在政治活动家福鲁哈尔夫妇（Dariush and Parvaneh Forouhar）的家中，人们发现了他们残缺的尸体；两天以后，在德黑兰城外的沙漠里，人们又发现两具尸体，死者是伊朗作家协会会员的两位作家，穆罕默德·莫克塔里（Mohammad Mokhtari）和穆罕默德·贾法尔·普亚扬德（Mohammad Jafar Pouyandeh）。

不久之前，有人企图让一辆载有20多名作家的大巴坠下斜坡。对于像我这样刚加入作家协会的新成员来说，协会里那些充满恐惧的会议是一种新的经历。老会员则回忆着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气氛。那时一位左翼诗人在自己的婚礼上被捕，随后被行刑队射杀而死。

尽管在具有改革倾向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坚持下，因主导系列谋杀案而臭名昭著的国家情报与安全部（MOIS）成员被判刑，但是体制本身并没有动摇。相反地，新闻审查得以大规模强化，并出现了抓捕主张改革的记者和作家的新浪潮。

新的政治交锋

在无处不在、持久连续的镇压之下，反对派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建立自己的声誉和实力。但是，在伊朗政权庆祝革命40周年之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变化，或许会导致将来真正的改变。

在德黑兰的权力构架中，"强硬派"和"改革派"的区分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不清。

但是，随着走出令人绝望的经济困境的希望越来越小，要求制度性变革的主张日益凸显--持这种主张的人既反对现有体制的坚决维护者，也有别于体制内的改革派。

换言之，自2017-2018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是现状及伊斯兰共和国的维护者，另一方是要求深远变革的倡导者--那就意味着要推翻现政权。

离开伊朗20年以来，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朋友聊天，我经常被问到伊朗局势如何发展。直到现在，我不得不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今天的情形堪比40年前--当时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大多数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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