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9.11以来，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就是国际社会讨论的一个话题。你这回应邀参加约旦国际诗歌节，您能否感受到，在诗人当中，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也是热衷探讨的话题呢？

杨炼：
完全没有这种感受。在这一片动荡的土地上，约旦是唯一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基本上是政教分离的。我们争论的多是伊斯兰宗教、宗教法律与世俗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在那样的环境中，恐怖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态度，而不一定有一种思想价值。

德国之声：
你在约旦国际诗歌大会上同 著名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进行了对话。你们二人之间有一些共性，都属西方人称为的“流亡诗人”。你自己是怎样对待这个称号的呢？

杨炼：
当谈到阿拉伯诗歌或诗人的时候，人们在头脑中首先出现的印象就是他对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态度怎样，站在哪边，由此也得出对西方的态度，甚至引出他是不是一个恐怖主义者等等。但所以这一切其实同诗歌本身、同诗歌写作的质量并没有太大关系。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所处的地位也有类似之处。一谈到中国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对中国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态度如何，也会用这种政治态度去想象或代替他的诗歌质量。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对文化和文学的简单化。

德国之声：
诗歌参与时政是古来有之的话题。作为诗人，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杨炼：
诗歌和诗人要表达的是他本身内部的感受，是他感受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是非黑即白这样的两分法，作为人或文化，转型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一首诗歌的结构其实就是在传达这种复杂性。如果把这种有意思的对语言的探索用标语口号来代替，实际上是把文化中那种最有趣的、最活的东西给取消了。

在同诗人阿多尼斯的对话当中，我感觉到他同我一样，也存有这种困惑。我们当然应该有自己很清晰的政治观点，但这种观点并不是我们整个人生态度的全部。

德国之声：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都属于文化转型的社会，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在你看来，诗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杨炼：
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话题，即中国古老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转型指的是，无论从西方或广义的外部吸收怎样的营养和知识，但这种比较复杂、甚至比较困难的转型必须在自己的文化内部进行。对诗人来说，要在自己语言内部来进行。对我来说感触特别深的是，中国、阿拉伯、日本等欧美文化以外的文化都在试图构成跟欧美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常常是比较单向的，因为思想和理论上都是欧美文化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用这种理论工具讨论其它文化的某些题目。这种单向讨论常常并不产生多少新的思想价值，只不过是一种思想价值的利用而已。但欧美文化之外，就是中国、阿拉伯、日本、印度等之间的文化对话则非常的少，如果这种多向的对话得以产生的话，也许会对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和可能性会有更多的帮助。

(采访记者：张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