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来说，这是一场不小的革命。过去每当遭遇到可能使中国产生负面形象的灾难和不幸时，国家总是对媒体实行极其严格的控制。去年发生洪灾时，报纸每天都获得宣传部的指示，指示中甚至规定了新华社的有关消息应刊登在第几版、应占多大篇幅。

而这次面对‘非典’，情况突然变了样。影响力很大的新闻周报写道，‘非典成了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题目’，没有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就无法控制瘟疫。‘在非典危机中，媒体是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第三支积极力量。长期以来，人民就希望在政界、公众和媒体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

许多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说真话的浪潮将不会仅仅局限于“非典”问题。文章引用一些著名学者的话说，“舆论监督是监督政府官员、保证社会民主的重要力量”，“媒体应作为独立的力量开展工作”，“国家控制信息已不适应中国社会”。但是，文章也看到，中国离新闻自由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文章写道：

“尽管北京要求说真话，但大多数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直到今天仍然不可以报道‘非典’的真实数字。媒体的编辑部里坐着省政府或市政府的干部，他们监视媒体，不让任何涉及到当局的负面新闻传出去。从电脑专家黄琦一案中就可以看出，国家对言论自由的界限仍然卡得很紧。黄琦因在互联网网页中提到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判入狱五年。

青年报的记者张天伟说，‘我对中国媒体的未来并不乐观’。也许‘非典’属于特殊情况，过后政府又会回到原来控制媒体的体制。现在已有一些这样的征兆。最近几周，中国媒体有关‘非典’的报道又变得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