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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时代并未到来

本文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2003年5月27日

法兰克福评论报就中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趋势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回顾了北京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向中外媒体揭露“非典”实情的经过,他的直言在政治上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相反却引发了中国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文章接着写道:

在中国记者眼里,非典也许属于特殊情况图像来源: ÂP

“对于中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来说,这是一场不小的革命。过去每当遭遇到可能使中国产生负面形象的灾难和不幸时,国家总是对媒体实行极其严格的控制。去年发生洪灾时,报纸每天都获得宣传部的指示,指示中甚至规定了新华社的有关消息应刊登在第几版、应占多大篇幅。

而这次面对‘非典’,情况突然变了样。影响力很大的新闻周报写道,‘非典成了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题目’,没有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就无法控制瘟疫。‘在非典危机中,媒体是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第三支积极力量。长期以来,人民就希望在政界、公众和媒体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

许多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说真话的浪潮将不会仅仅局限于“非典”问题。文章引用一些著名学者的话说,“舆论监督是监督政府官员、保证社会民主的重要力量”,“媒体应作为独立的力量开展工作”,“国家控制信息已不适应中国社会”。但是,文章也看到,中国离新闻自由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文章写道:

“尽管北京要求说真话,但大多数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直到今天仍然不可以报道‘非典’的真实数字。媒体的编辑部里坐着省政府或市政府的干部,他们监视媒体,不让任何涉及到当局的负面新闻传出去。从电脑专家黄琦一案中就可以看出,国家对言论自由的界限仍然卡得很紧。黄琦因在互联网网页中提到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判入狱五年。

青年报的记者张天伟说,‘我对中国媒体的未来并不乐观’。也许‘非典’属于特殊情况,过后政府又会回到原来控制媒体的体制。现在已有一些这样的征兆。最近几周,中国媒体有关‘非典’的报道又变得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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