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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德国记者看中国(一):从“后文革”到数字时代

2019年9月23日

德国资深记者埃林(Johnny Erling)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作为多家德语报刊的中国通讯员,他经历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中共建政70年的发展轨迹。他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自己的中国观感。

China Radfahrer in Peking
“外界信息总能被接触到,而且会产生影响”图像来源: Imago/Aurora Photos

德国之声:埃林先生,前一阵中国社交媒体上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是"留学生",以及他们在中国享受的种种特权。您属于文革后最早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当时您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权"吗?

埃林:我属于在1972年德中建交后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来到中国的第三批留学生。我们1975年一起到的中国,然后被分到不同的大学。我来到了北大。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是享有"特权"的,因为我们是极少数--我们那一批只有10 个人--有机会能来中国的德国留学生。另外我们在物质上也受到特殊照顾,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而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8个人一间。我的同屋是个中国学生。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虽然是在一种严格的"后文革"式氛围下学习,但还是有很多例外的空间,让我们有可能了解认识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充满吸引力的国度。

德国之声:有所谓的"伴读",或者结伴互助吗?

埃林:外办的老师负责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小问题。比如我来中国时,很多食品、日常用品还是凭票供应。就是说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到,而是要先有票,要从学校领到各种票证。

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人监督我们,追踪我们的行动,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是一种全民处在监督之下的氛围。我们的特权在于,和中国学生同室而居。我的同屋是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当然会谈论日常生活。通过这样的机会我得以了解了周围的环境,能够多少认识一些当时的中国。

1972年的北京街头图像来源: AP

不要忘了,那是1975年,文革名义上还没有结束,毛泽东还在世。北京几乎没有外国人,社会气氛压抑超乎今天人们所能想象。但我们处在大学校园这个保护区里,在校园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校园外也没有人管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去中国人家里,要去的话必须事先打报告申请。

德国之声:接触、结识普通的中国人并不那么容易?

埃林:在校园以外非常困难。主要是同学。曾有中国同学请我们到北京的家里过春节,为此无数的准备工作,费了很大周折。至于其他的接触,就是学校组织的,所谓"开门办学",带我们下工厂、农村。比如让学生们,包括留学生到某个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两周。不过这样的认识当然都是很肤浅和表面的。像后来那样接触反对派或异见人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德国之声:您在1980年代开始为德语报刊作驻中国通讯员,那一段时间您是否感受到一种变革的气氛?

埃林:我的记者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85年到1990年,我为《法兰克福评论报》等几家报纸作通讯员。1997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担任《世界报》和奥地利《标准报》通讯员。回过头看,1990年前这段时间里,确实感受到了一种人们今天称为变革的气象。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后人们希望吸取教训,立志图新;二是在几乎所有层面,特别是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外打开了封闭的门,人们试图打破僵化的教条,了解新事物。这种气氛与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截然不同,之后所有的门又都关上了。

外国记者被严格管束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P. Parks

德国之声:作为记者,您的工作条件这些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林: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我1985年到1990年在中国期间,人们至少试图让记者参与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调查了解一些东西,大多数时候是能够做到的。那时的中国,在跟外国打交道的时候还不那么自信。记者被允许到处跑、可以作很多事情,不像现在被管得这么严,有这么多不同的主管部门。

我做记者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97年到现在。而这期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之一就是对媒体开放。中国也确实更改了对外国记者的几乎所有限制,开放了很多地方;允许他们不经申请去外地;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只要对方同意等等。

但在奥运会之后,这些宽松措施又都逐渐地取消了。就是说法规没有变,但解读不一样了。一下子出了很多例外、特殊情况,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特别是涉及到敏感话题,比如示威、罢工等。记者去了,马上就会被阻挠、孤立、威胁、驱逐。这种情况不仅直至今日都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

德国之声: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资深记者埃林图像来源: Privat

埃林:原因肯定有多种。一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部门越来越自信,同时对针对中国的批评却越来越不宽容。新闻工作就是批评性的,是要发现问题,而不是只发现成功。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是不能坦然面对,而是试图采取压制的方式。

另一个原因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它的高速发展,让政府觉得,不再需要去迎合国际社会,对记者也不妨给一点颜色看。如今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能感到,这是一个艰难时期。

当然不能不提到,很多事情并不好跟从前做比较。由于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发展,人们今天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但近15年来,中国一直在系统地控制和封闭互联网,这种控制在不断加强。同时人们自由旅行迁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包括到国外。这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闭这个国家,外界信息总能被接触到,而且会产生影响。

 

Johnny Erling,1952年出生于法兰克福,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学和中文,先后为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世界报》就奥地利《标准报》担任中国通讯员。他与他的中国妻子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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