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埃林先生，前一阵中国社交媒体上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是"留学生"，以及他们在中国享受的种种特权。您属于文革后最早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当时您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权"吗？

埃林：我属于在1972年德中建交后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来到中国的第三批留学生。我们1975年一起到的中国，然后被分到不同的大学。我来到了北大。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是享有"特权"的，因为我们是极少数--我们那一批只有10 个人--有机会能来中国的德国留学生。另外我们在物质上也受到特殊照顾，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而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8个人一间。我的同屋是个中国学生。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虽然是在一种严格的"后文革"式氛围下学习，但还是有很多例外的空间，让我们有可能了解认识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充满吸引力的国度。

德国之声：有所谓的"伴读"，或者结伴互助吗？

埃林：外办的老师负责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小问题。比如我来中国时，很多食品、日常用品还是凭票供应。就是说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到，而是要先有票，要从学校领到各种票证。

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人监督我们，追踪我们的行动，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是一种全民处在监督之下的氛围。我们的特权在于，和中国学生同室而居。我的同屋是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当然会谈论日常生活。通过这样的机会我得以了解了周围的环境，能够多少认识一些当时的中国。

不要忘了，那是1975年，文革名义上还没有结束，毛泽东还在世。北京几乎没有外国人，社会气氛压抑超乎今天人们所能想象。但我们处在大学校园这个保护区里，在校园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校园外也没有人管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去中国人家里，要去的话必须事先打报告申请。

德国之声：接触、结识普通的中国人并不那么容易？

埃林：在校园以外非常困难。主要是同学。曾有中国同学请我们到北京的家里过春节，为此无数的准备工作，费了很大周折。至于其他的接触，就是学校组织的，所谓"开门办学"，带我们下工厂、农村。比如让学生们，包括留学生到某个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两周。不过这样的认识当然都是很肤浅和表面的。像后来那样接触反对派或异见人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德国之声：您在1980年代开始为德语报刊作驻中国通讯员，那一段时间您是否感受到一种变革的气氛？

埃林：我的记者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85年到1990年，我为《法兰克福评论报》等几家报纸作通讯员。1997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担任《世界报》和奥地利《标准报》通讯员。回过头看，1990年前这段时间里，确实感受到了一种人们今天称为变革的气象。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后人们希望吸取教训，立志图新；二是在几乎所有层面，特别是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外打开了封闭的门，人们试图打破僵化的教条，了解新事物。这种气氛与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截然不同，之后所有的门又都关上了。

德国之声：作为记者，您的工作条件这些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埃林：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我1985年到1990年在中国期间，人们至少试图让记者参与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调查了解一些东西，大多数时候是能够做到的。那时的中国，在跟外国打交道的时候还不那么自信。记者被允许到处跑、可以作很多事情，不像现在被管得这么严，有这么多不同的主管部门。

我做记者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97年到现在。而这期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之一就是对媒体开放。中国也确实更改了对外国记者的几乎所有限制，开放了很多地方；允许他们不经申请去外地；自由选择采访对象，只要对方同意等等。

但在奥运会之后，这些宽松措施又都逐渐地取消了。就是说法规没有变，但解读不一样了。一下子出了很多例外、特殊情况，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特别是涉及到敏感话题，比如示威、罢工等。记者去了，马上就会被阻挠、孤立、威胁、驱逐。这种情况不仅直至今日都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

德国之声：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埃林：原因肯定有多种。一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部门越来越自信，同时对针对中国的批评却越来越不宽容。新闻工作就是批评性的，是要发现问题，而不是只发现成功。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是不能坦然面对，而是试图采取压制的方式。

另一个原因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它的高速发展，让政府觉得，不再需要去迎合国际社会，对记者也不妨给一点颜色看。如今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能感到，这是一个艰难时期。

当然不能不提到，很多事情并不好跟从前做比较。由于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发展，人们今天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但近15年来，中国一直在系统地控制和封闭互联网，这种控制在不断加强。同时人们自由旅行迁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包括到国外。这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闭这个国家，外界信息总能被接触到，而且会产生影响。

 

Johnny Erling，1952年出生于法兰克福，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学和中文，先后为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世界报》就奥地利《标准报》担任中国通讯员。他与他的中国妻子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