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1971年起，中国就是举足轻重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但是近年来中国才算占有世界强国的地位。然而，占有这一地位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以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像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那样充满活力、将会在同样的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进行。鉴于中国历史的动荡，对这一看法有所保留不无道理。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还是越来越自信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频繁出访，“周游列国”。

面对许多非议

中国外交似乎迷上了非洲。2006年春，党和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非洲多国；11月，北京举行了有48个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的庞大的中非峰会；今年2月初，胡锦涛再度访非。当年，从未亲脚踏上非洲大地的毛泽东提倡中非人民友谊，为的是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把革命的烈火点燃到非洲。而今日中国的非洲外交政策早已不见阶级斗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口号是国际关系和谐。

中国今天推行实用外交政策，以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影响力为主。近几十年来深受西方和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忽视的非洲大陆成为中国以大笔金钱相佐的外交政策所热衷的新对象。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如饥似渴，自然资源无比丰富的非洲当然大受欢迎。

中国喜欢谈论当年郑和下西洋到非洲的和平意义。就在胡锦涛日前以强烈的言辞驳斥中国新殖民论的同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马拉维指责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攻势再次鼓舞了非洲国家那些腐败的、专制的政权。

经受种种考验

欧洲之行中，胡锦涛坚决反驳国际上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一些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都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辅助非洲的独裁政权。中国政府则引经据典回应道，中国历来不干涉他国内政，只关心经贸关系。确实，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指责之声不得不让人感到是伪善的，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曾犯下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灭绝罪，而中国却从来没有侵占过非洲任何国家、从来没有置非洲人民为奴隶。就外交政策的道德观方面，北京也提醒道，巴黎和伦敦在挑选其非洲友邦的时候，也并未打出过法制和民主的大旗。

然而，较之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将为全球带来的变化，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些口舌战实际上都是次要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其它领域面临着远为复杂的挑战，首先是在世界经济、气候转变和国际安全方面。近25年来，中国从国际贸易、从运转正常的国际金融市场、从国际技术转让方面受益匪浅，如果没有这样的主要是由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创造的大环境，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今天，中国自己也应当为世界经济的顺利运行做出贡献，应在贸易自由化和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等这样的关键领域发挥远为更加积极的作用。

恰恰在最近几周，中国在气候保护方面面临又一个考验，而且，考验任务确实不轻。一方面，中国提醒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污染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快速成为污染头号大国的事实也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气候保护方面的挑战，以及中国国内的环境问题都迫使中国在较早的经济发展时期就不得不正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如何在自我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需要中国政府高超的把握时局的领导才能。

处理利益对立

国际安全是对中国政府的另一种特殊挑战。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最期冀的莫过于稳定的世界局势，任何政治、金融或经济方面的大波折都是不受欢迎的。今天的中国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运转顺利的国际金融市场、繁荣的国际贸易和安全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然而，除本国领海以外，中国现在并没有能力保障供应线路，完全依赖目前全球唯一有出动能力的维护秩序大国——美国。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安定极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出于多种原因，首先是能源供应原因，和扰乱国际秩序的国家共事，如伊朗和苏丹，其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兴趣和中国截然不同，但中国却需要其能源。

最后，中国外交政策还必须承受另一个更涉及根本的利益对立。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总而言之相当有利的世界经济框架条件下实现的，即使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怎么影响到中国。但时至今日，中国国民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赖性大大提高，意味着要想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需要的投入也增大。中国经济越易受外来影响，早就对中国起飞不满的国际势力所掌握的手段就越多。但更重要的是，承认易受外来影响性，特别是在经济较困难的时期，意味着向中国国内向来反对经济全面改革开放的势力送上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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