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台北市最中心地段的闹市区，距离地标建筑台北101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有几排似乎跟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灰色矮小平房。它看上去已年代久远、破败简陋。看招牌，里面有咖啡店、啤酒屋、书店和特色文创纪念品商店。入口处几块斑驳的门牌依稀可见“四四南村”几个字。

这里曾经是台北地区的第一个眷村，因居住了“四四兵工厂”的员工和家眷而得名。现在变成了“眷村文化公园”。里面有一个文物展览馆，展出这里最初的居民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家具、影像资料等。晚上这里还会变身小剧场，并上演过灯光秀。

一段特殊的台湾历史

眷村是台湾一种特殊的建筑与社区型态。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幼年成长的记忆，与一种若即若离的身份认同。对另一些人，则是一段特殊的台湾历史。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一百多万撤离中国大陆的军民随之来到台湾。国民政府为了安置当时的军人及其眷属，开始建设眷村。根据公开统计资料，全台曾经有过八百多处眷村，主要分布在北部、中部、南部等都会区域。

最初，人们觉得这只是临时的落脚之处，因此搭建得十分简易。但随着时间推移，眷村逐渐变成了长久的家园，人口增加，房舍加盖、扩建。

随着台湾的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1980年代政府开始推动眷村改建。原本老旧的房舍陆续拆掉重建，原本的平房改成高楼。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北投中心新村总监李晓雯对德国之声介绍，进入新千年后，台湾大部分的眷村都已经拆迁改建。

保留记忆和生活空间

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土地使用方式。可是对于眷村住户而言，眷村改建意味着居住环境与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对于文化保存而言，眷村改建则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与损失。

“很多人觉得早期眷村里面生活的那段过程，那段跟邻居们相处的时光，这个回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台湾来说这个回忆也是非常重要的，”自己也在眷村度过一段童年的李晓雯说：“所以只要有眷村的这些城市，这些政府也一直在思考，眷村在拆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眷村文化保留下来，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文化保存运动在进行。”

她说，现在台北市留下来的几个眷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政府之间拉扯，跟文化保存团体之间斗争努力之下的结果”。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数据，全台保存下来的眷村建筑群落共将近七十处，其中十多处被列为眷村文化保存园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台北－新竹一带、中部的台中和南部的台南－高雄一带。

 “新村”不新，“温度”尚存

位于台北市北郊的北投中心新村是台北保留下来规模最大的眷村建筑群落。几条街巷两边是白墙灰瓦的一层楼房屋，看上去仍保持着一个村落的样貌。一部分已经完成修缮，成为展览室对公众开放。

这里是台北市最晚结束搬迁的眷村，直到2016年，最后一批70多户居民才开始迁离这里。按照这里人的说法，仍有“温度”。运营方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北投中心新村的陈威廷经理介绍，许多展品不是仿制品，而是当年居民搬家时留下的旧家具、日常生活器具，被收集起来。

北投中心新村是一所军医院眷村，也曾是台湾唯一拥有“温泉公共浴室”的眷村，最早的建筑可追溯到日治时期。当年的温泉浴室早已废弃，不过运营方计划新建一处参观者可以观赏触摸的露天小温泉，此外村子尚未修缮的部分将陆续整修开放。

与四四南村不同，北投中心新村还没有利用房舍招租引入文创类型的商业经营。陈威廷表示，尽管有这样的计划，但未来用于商业运作的面积将只占一小部分，其余部分保留其公益性质。

眷村的保护和修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目前被保护的眷村土地为政府所有，基本运作模式是部分房屋布置为眷村历史展览，部分出租为商铺，比如经营文创商品、特色餐饮或画廊等。

将消失的眷村文化

参观眷村的展览，最常遇到的词汇是“眷村文化”，陈威廷说，眷村文化是一个“特殊历史脉络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他认为这一生活形态无法复制，也没有办法延续，“我觉得大概最迟在二十年后，那样的生活形态基本上会消失。这也是我们觉得它必须被保存的一个理由。在整个台湾的不论是政治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出身于眷村的李晓雯如何理解“眷村文化”呢？对她来说，那是眷村人面对逆境和艰苦条件慢慢磨出来的一种“刻苦”和“韧性”。

台湾近代的历史是一部族群融合的历史。在眷村，女性家眷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外省人、客家人、本地人甚至原住民族裔。“早期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什么所谓族群的概念，反正大家就住在一起，但是在语言上面确实有分别。” 李晓雯说，为了改善眼下的生活，眷村的邻里彼此帮忙，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好像比较结实”。

反而是眷村篱笆内和眷村外，由于语言、生活习惯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当年能住进眷村的，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有一定级别的军官和官员，而且必须已婚。

台湾人离战争有多远？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保留眷村文化重要，我都会回答说，我觉得只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群众，他就有被保存的权利，” 陈威廷说：“这段历史其实对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留下来，也可以让我们记得过去台湾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面貌。它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对于台湾未来后续发展的反思。”

李晓雯的感触是：“现代人对于战争的感觉有点遥远，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说，眷村放到当代，是不是可以再多给大家一点点的提醒，我们离战争其实没有很远。”

历史系出身的陈威廷还告诉记者，眷村的历史和文化目前在台湾属于边缘话题。虽然不少地方都有进行眷村保护的努力，但得到的公众关注度并不高。眼下，涉及台湾本土族裔历史的话题能吸引更多的兴趣。

一场未结束的对话

至于未来可以怎样保护眷村，台湾社会的讨论仍在继续。“怎么样让空间能够更有效的被利用、被看见，或者是被用新的方式来用它？”李晓雯认为，变成文创园区是一种好的方式，可是这个用途还是“太狭窄”了，“可以再大胆一点”去做一些尝试，比如可以变成更广义的文化空间，让艺术家或者是青创年轻人进场建立创作工作室。她说，台北大安区的宝藏岩艺术村就是这样的尝试。

或者成为教育空间：“比如成为幼稚园、非体制的实验教育机构，我觉得其实眷村是非常适合的。”她说，也曾讨论过眷村有没有可能成为长照（养老）中心，让很多的爷爷奶奶可以回到以前眷村那样子的水平面式的生活空间形态，因为与现代的高层住宅相比，“平面型的这种空间形态，对人的照顾来讲是友善的，是温暖的”。

由于设施要求不易满足，管理部门的职权分割等多种原因，这一设想未能付诸实现。但这样的讨论表明，被保护起来的眷村，从长远看是会变成一种仅供参观的“文物”，还是能被赋予新的功能和发展前景，仍是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一场尚未结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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